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费率高于大多数发达的福利国家，位居世界第三。如果加上住房公积金，缴费率高达51%。结果，成规模的企业往往借助部分参保的劳务派遣公司，或是通过逃避参保的微型企业雇用迁移工人，反而加剧了迁移劳动者社会保护不足、流动性过高和人力资本积累匮乏的状况。

　　朱玲表示，纵观以上列举的几条制度性弊病，多轨制可谓其中最为关键的症结。它既留有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印记，又包含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故而消除多轨制不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步骤，而且也是深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环节。

　　靠改革矫正制度不公

　　朱玲认为，从实现社会保障底线的角度来看，中国必须以社会保障底线为基准，在填补“低凹”(部分人口社会保护不足)的同时，降低社会福利“高地”(部分人口社会保护过度)，并以此促进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推动相应的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

　　针对贫困人口强化社会援助和社会服务，以精准扶贫方式减少贫困并切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在朱玲看来，在取消二元户籍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城乡扶贫救助体系的整合已在所难免。

　　在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险项目中，对贫困人口及处在贫困线边缘的家庭设置非缴费参保条款，由财政拨付所需资源。与此同时，降低现有缴费率，以使贫困边缘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不至因缺乏支付能力而被社会保险排除在外。

　　将现有的城乡居民医保、城镇企业职工医保和部分遗留的公费医疗制度整合为统一的社会健康保险。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案例都已显示，以社会健康保险和自愿性附加商业保险的制度构架，既可覆盖全体国民应对基本健康风险的需求，又可满足中高收入群体超出基本水平的特殊保健需求。

　　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的非缴费基础养老金扩展为普惠制的最低养老金，并以改进型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点，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朱玲对此解释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目前由财政支付的基础养老金，即属于非缴费养老金一类。上述非缴费国民养老金与个人薪酬无直接关联。社会养老保险却不然，参保者退休后从中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在职期间部分薪酬的积累。

　　以“升级版”制度覆盖所有就业者

　　朱玲认为，矫正制度不公平只能靠制度改革，而且还需考虑在改革中同时解决部分群体“保护过度”和部分群体“保护不足”的问题。一种社会经济成本较低的改革路径，是改进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设计，以“升级版”的多层次制度安排，覆盖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内的所有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