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分离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现收现付制统筹基金和积累制个人账户基金，把统筹基金依然用作与薪酬相关联的正规就业者社会养老保险。同时，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纳入这一保险，此举产生的转轨成本由财政逐渐消化。

　　其次，将个人账户基金转化为由专业公司管理的记账式缴费确定型个人账户，吸纳所有就业者特别是非正规就业群体参加。

　　再次，降低统筹基金缴费率，为企业/机构出于人才竞争需求而给予员工养老福利留下余地。仅设定个人养老账户的储蓄率上限(避免高收入者避税)，允许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就业者不向这一账户注资，从而使个人和家庭得以灵活平衡自己的消费和储蓄。此外，还须通过法规将此类账户基金的运营置于政府的监管和公众的监督之下。

　　最后，在现有管理能力依然薄弱的情况下，普及省级基金统筹，对跨省就业者采取社会保险记录连续累加和待遇分段计算的方式，提高养老保险权益的便携性。

　　“总之，通过多层次的制度设计，使国家的责任和企业及个人的选择空间界限分明，参保者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一目了然。”朱玲说。

　　赋予所有成员适度保护

　　随后，朱玲谈到对政策的讨论。她认为，从市场经济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行的角度反观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无疑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农村迁移劳动者保护不足，以致其流动性过高甚至罔顾人力资本积累；公共部门编制内人员保护过度，以致其流动性过低乃至冗员难消。这些现象或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或是减少人力资本积累，都会妨碍经济增长，并有可能导致社保体系收入源流的缩减。由此引申，与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既要足以实现预防和减少贫穷的社会目标，又要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和促进就业的经济目标兼容。这就需要通过制度改革，赋予包括就业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以适度的社会保护。

　　——整合城乡民政部门和扶贫系统，发展社会工作者队伍，采取精准扶贫方式，针对单个贫困家庭及个人亟须的帮助，提供社会援助和社会服务。

　　——依据社会保障底线需求(预防贫穷)，设定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待遇。这样的“底线”待遇，必然可以采用“底线”税/费率征缴予以满足。其作用还在于，一方面，可以保证贫困边缘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不致因缺乏支付能力而被社会保险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有助于消除社会保险中的多轨制，构建便于劳动力流动的统一平台。

　　——以弹性附加保险及其他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为企业或机构留下采用福利措施竞争人才的余地，为家庭和个人留下平衡消费和储蓄的余地。朱玲认为，就医疗保险而言，把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的筹资原则作为模本，以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为基准，设定较低的单一费率，将城乡居民医保、企业职工医保和部分遗留的公费医疗制度整合为统一的社会健康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