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工伤救济制度和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就此，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长期致力于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以及参加过多项职业伤害课题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乔庆梅。

　　工伤赔偿程序：从头走到尾要1700天

　　今年春节刚过，因“开胸验肺”而为人熟知的尘肺病患者张海超便因气胸而住院治疗。拯救他的最好办法是换肺，但这对已经失去了低保和新农合医保的他来说，已经是希望渺茫。四年前，他以“开胸验肺”的悲怆之举被媒体誉为维权斗士，最终职业病得到确诊，并获得61.5万元的工伤赔偿。人们普遍认为，这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

　　张海超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这几年他一直在为其他尘肺病患者争取权益而奔波，至今已参与了100多起案件，但维权成功的却不过十几起。张海超等尘肺病患者的悲惨遭遇，反映了目前我国工伤者维护权益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在工伤者与雇主的博弈中，工伤者处于弱势一方。”乔庆梅说，现阶段遭受工伤的劳动者中有90%以上是农民工，他们流动性比较大，再加上企业用工制度不规范，往往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相应的保险，这给他们日后的维权之路埋下了隐患。

　　劳动关系的确认是所有工伤赔偿的基础，但许多工伤者往往无法证明自己与雇主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许多雇主肆无忌惮地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为这不会招致严厉的法律惩罚。但在美国，如果雇主恶意否认劳动关系，则面临三倍于实际赔偿额的赔偿。”黄乐平说，另一方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怠于行使调查权，直接将劳动者推向劳动仲裁，以至于许多工伤者由于缺乏证据而败诉。

　　工伤处理程序冗长、成本高昂，也是造成工伤者求偿之路艰难的重要原因。据黄乐平介绍，走正常的工伤赔偿程序，从确认劳动关系(仲裁—一审—二审)、职业病诊断(诊断—鉴定—再鉴定)、工伤认定(认定—行政复议—诉讼—一审—二审)、劳动能力鉴定(鉴定—再鉴定)到工伤待遇(仲裁—一审—二审)，再到申请强制执行，要历经十几个法律程序，还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医疗诊断证明等一系列证明材料，正常走完要1700多天。维权成本太高，再加上工伤者缺乏法律知识，没有能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导致一些工伤者不得不放弃维权索赔，或者选择私了，得到一点微薄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