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结余省份的反对一直被认为是省级统筹难以推行的阻力，理由是这些省份不愿意“以富济贫”，但这并非根本原因。广东省一位社会管理部门人士向本报记者说，他们不反对全国统筹，前提是将现有结余留在省内，新制度执行后的基金再进行全国统筹。
褚福林表示，由于全国统筹意味着养老责任的上移，没有省份会反对，而且养老金专款专用，这些结余省份即使有资金也不能用于平衡财政，对于他们这并非不可打破的利益。
李珍表示，省级统筹进展缓慢，并非省级政府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无能，而是因为他们观察到下级政府和部门与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博弈普遍存在。
每个地方政府都希望本地企业的负担轻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减轻社保负担也是招商引资的一个有利条件。但在财政分灶吃饭的前提下，统筹层次提高到哪一级，哪一级政府实际就成为最终的财务负责人。
在县市级统筹的情况，县市级政府就是基金的负责人，他们必须发挥征缴的积极性以维护基金的平衡。一旦提升到省一级，他们的积极性就会下降。郑秉文认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省级政府宁可在资金流的收支核算与管理上，保持以县市统筹为主的基本格局。
郑秉文说，如何实现真正省级统筹，则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各地市在虚报退休人数的同时还会降低征缴积极性，基金面临支出增多和收入下降的双重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行全国统筹，省级政府也必然要加入到博弈的大军中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现在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李珍说。
褚福灵认为，实现全国统筹至少要做到制度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基金运转统一，但现实中这四个条件都还没有具备。
郑秉文也向本报记者坦承，如何实现真正的省级统筹或全国统筹这些目标，实践中仍然无解。实现全国统筹的关键是明确中央政府在养老保险上的事权，中央政府应该有这个担当，否则提高统筹层次永远走不出“叶公好龙”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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