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落的发型、黑色皮夹克配同色休闲裤，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黄志雄，从2002年起就到辽宁沈阳打工，他独家代理的品牌专柜今已进入了许多大商场。在别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黄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为还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不能在沈阳市落户，黄志雄不能缴纳养老、医疗和劳动保险等费用。
河南商丘民权县农村的杜红梅2008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虽说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工资，但仍因居无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边缘”。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府有职责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纳入整个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统筹兼顾。要让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屋的优惠政策，同时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远离故土，客观上要求解决宅基地置换、买卖的问题，即使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自由转让，也增加了农民的融资手段，增强农民进城购房能力。
“我们有自己的小天地”
就在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为“蜗居”所困时，工作在一些沿海城市化前沿地带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向“住有所居”迈出一大步。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在职工之家福建代表团驻地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厦门在工业开发区附近建设专门的外口公寓，为来厦务工人员提供居住生活环境，而已成为高级技师的农民工，可享受厦门市人才引进政策和人才住房政策。刘赐贵透露：“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保障性住房覆盖到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扩大廉租房、公寓房供给。”
上海宝山、闵行、奉贤、青浦等郊区，都有一些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小天地。走进位于宝山区永清路的创业公寓，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农民工社区”的气息，公寓内超过300套房只租不售，这使得公寓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新村”。公寓里多半住的是年轻人，一居室900元至1200元不等的月租将这群注重消费的群体过滤沉淀了下来，他们从事各行各业：酒店服务员、个体户、机械工人……还有黑车运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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