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小明认为，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农民工维权的方式和途径多样，不必偏激地以暴制暴。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过去普遍有所增强，敢于提出自己的诉求，敢于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法律意识更强，不会逆来顺受，一样可以向老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安道集团80后女工何雪青举例说：“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增多了，负担也比过去重，在春节前，我就和公司领导提出要加工资，这是我应得的报酬。领导虽然是我们的上级，但在工作中我们是合作的关系，不是强制命令。”
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今年将自己的调研重点放在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上。康厚明在两会提交的议案，就是立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增长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可持续较快增长。
“用脚投票”倒逼涨工资
曾几何时，农民工就是一副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形象，他们似乎满足于做“中国制造”这部大机器上最忠实最可靠的螺丝钉，不管劳动多辛苦待遇多低下，只要有钱拿回家养活一家老小，就能继续忍下去。然而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了。
来自农民工输出地安徽阜阳的20岁机修工陈怒已经在深圳工作3年，高一辍学出来打工的他第一年工资800元，第二年涨到1300元，第三年没有什么涨工资的迹象，陈怒不再忍下去，而是选择跳槽。
陈怒说：“深圳的消费很高，如果不包吃住，我们辛苦打工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如果我拿1500元的工资，每个月要给家里寄800元，我自己只剩下700元，这700元要包括住房和吃饭，最后算下来我一个月只有300元吃饭钱，要很节省才勉强过得下去。1500元是一个普通员工很正常的工作报酬，可是现在连生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要另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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