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公司是一家超大规模的世界500强企业，深圳的员工有40余万，其中约有30万员工起薪点为最低工资标准。2008年9月，深圳市总工会向富士康发出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考虑到劳动成本问题，富士康公司仅在员工福利等方面与工会达成一致，签订了集体合同，而在工资增长这一涉及员工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却避而不谈。
但是，金融危机后招工难的问题倒逼富士康重回调薪谈判席。2009年12月26日，富士康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富士康科技集团集体合同(草案)》，合同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上有了明确约定：在集团实际工作时间满一年(含)以上且符合绩效考核要求的员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不低于3%，并将于每年12月定期就此进行集体协商。
富士康工资集体协议的签订，使30余万员工脱离了领取最低工资标准的境遇，这在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年3月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深圳将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提高工资待遇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增加深圳的就业吸引力。
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反映，深圳很多企业还是紧贴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农民工的待遇并不会因为每月增加100元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善待新生代农民工
“尽快建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实现机制，建立农民工维权组织！”今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原副主席左焕琛在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强烈呼吁赢得现场一片掌声。
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邓秀华建议，纠正社会偏见，消除歧视，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良性发展，让农民工获得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同时，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享有话语权，多提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听证会、农民工工会等，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格局，使农民工能与资方平等沟通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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