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部分资金应该是弥补了部分转轨成本和历史旧账。据不同学者估算，较多意见认为中国养老金的转轨成本约为3万亿～4万亿人民币。考虑到这一转轨成本可以在30～50年间分摊，加上利息因素，政府如需解决这一转轨成本，每年的支出约为1500亿～2000亿。
尽管政府每年都为养老及社保提供财政补贴，但政府并没有明确提出解决养老制度转轨成本的方案，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和企业在承担着这一巨额的转轨成本。
其次，养老保险基金增值率较低也是一大关键因素。2010年国家审计资料显示，全国五项基本保险基金年平均收益率不到2%。与工资涨幅和通货膨胀率相比，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质上在持续地相对贬值。
在养老保险缴费条件相同情况下，基金收益率越低，工资增长率越高，通货膨胀率越高，最后投保人所能获得替代率就越低。中国过去10年间的工资年增长水平超过14%，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在养老保险基金不能实现有效增值的条件下，难以保持较高的替代率。
相对来说，中央管理的社保基金收益率要高于全国五项基本保险基金的总的平均收益水平。但在目前还没有实现国家统筹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下，难以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投资管理。
再次，一部分资金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滚存结余增加做了贡献。按照公开统计资料，1997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仅为683亿元，2009年达到12526亿元，13年时间增长18倍！
如果用每年的养老基金收入除以支出作为当年的结余率，并观察结余率的变化趋势，就会发现结余率1997～2001年在负的3.4%到正的7.7%之间徘徊，2002～2003年迅速抬升到10%～20%的区间。
2004～2006年则提高到20%～30%之间，2007、2008、2009年则高达30%上下！结余率越高，可用于支付当期养老金的资金就相对更少。
当然，还存在影响“养老金悖论”的其他经济和政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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