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老年工人们拥有消费、纳税、投资和就业四项能力及其经济贡献，正在形成老龄人口红利。而中国，由于政府控制着微薄的养老基金，包括财政专户保管的职工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约1.6万亿元，没有进入资本市场。劳动者没有决策权，产权保护也不明确。在急速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缺乏规划，至今尚未见到老龄人口红利的迹象。

　　及时调整养老金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政府和社会亟待认真思考的问题。

　　“五面楚歌”

　　2037年中国可能存在老年赡养负担大、出生人口减少、贫困人口占比1/10、失业人口占比大、退休年龄偏小等多种社会危机

　　有研究显示，中国在2001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3年劳动人口达到峰值点即10亿，此后开始下降，2010年-2020年间劳动人口年均下降0.73%，约700万；总人口在2024年达到峰值点，约13.75亿；2037年老龄人口达到峰值点，约2.48亿。届时，可能存在“五面楚歌”的多种社会问题，即本文所称的“老龄社会危机”。

　　“一面楚歌”来自老年赡养负担大。有研究显示，中国在2010年-2037年间，剔除在校生、失业人口、贫困人口和提前退休人口后，老年实际赡养比可能不足2：1。

　　“二面楚歌”来自出生人口减少。1980年-2009年间中国少生育4亿多人口，出生率从20‰下降到12‰左右。应当及时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转向“有计划的生育二胎”，以改善人口结构，避免老龄人口峰值期，劳动人口陷入“背两个孩子、养一个老人和扶一个贫困者”的境地。

　　“三面楚歌”来自低收入人群。中国政府在2011年11月29日宣布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后，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约占全国总人口（港澳台地区除外）的十分之一。在2005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余额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时，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比例分别为1.3%和0.3%。国家统计局《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人民币金融资产中，户均储蓄存款为5.12万元，占69.4%。显然，贫困人群比重太大，家庭资产配置缺乏增值渠道，且养老资产不足，以此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等待供养的不仅是老人，还有很多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