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J事件被曝光后，日本举国哗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该事件牵涉金额特别巨大，另一方面则是涉及的资金多数为中小企业集中的“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牵涉面极广。据统计，委托AIJ理财的124家企业养老基金中有74家属于“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性质。按规定，企业养老基金出现亏空应由出资企业承担损失，但本已是勉强维持的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填补如此巨大的亏空，这即意味着该事件涉及的88万名员工将拿不到这部分养老金，退休后的生活也随之失去了一层保障。

　　如前所述，AIJ能在短时期内发展壮大，欺骗众多企业与之签约，除了社长浅川和彦善于人际交往外，最主要原因是其谎称基金投资的高回报率。浅川甚至宣称，AIJ从事的股指期权交易完全不受市场影响，请投资者放心。但这种丝毫经不起推敲的谎言居然能够大行其道，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个中缘由与企业养老基金经营困难、日本政府对养老金投资顾问公司监管乏力及“下凡”所滋生的弊端等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是企业养老基金普遍面临经营困难的问题。

　　日本的社会养老金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国民年金”，也称“基础年金”，按规定全民均有义务加入；第二层与加入者的职业相关，主要包括企业工薪阶层都加入的“厚生年金”，公务员都加入的“共济年金”以及个体经营户自愿加入的“国民年金基金”三种；第三层是“企业年金”和与公务员职业年限有关的“职域年金”。

　　“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等公共养老金由日本厚生劳动省监管下的养老金运营机构——“年金公积金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overnmentPensionInvestmentFund，GPIF)负责管理和投资，按照其运营规定，资产的六成以上须投资国内债券。投资国内债券虽然回报率不高，但抗风险能力较强，不太会出现投资收益大起大落的情况。截止2011年3月末，GPIF管理的公共养老金规模约116万亿日元(约1.5万亿美元)，累计收益为11.3894万亿日元(约1500亿美元)，平均收益率约2.2%。公务员相关的“共济年金”和“职域年金”运营以安全为最主要目标，主要投资于国债等回报率低但安全的资产上，因此基本上也不存在投资亏损问题。相比之下，在投资方面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企业年金”。

　　日本的“企业年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每月从员工工资中扣除的养老保险金，另一部分是企业根据员工缴纳金额按1比1的比例补齐，然后一并存起来交自行管理或由具有资质的机构托管，到65岁时再按月发给员工。存起来的养老金有保值甚至增值的需求，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多把这部分养老金资产交给国家经营，保障利率为2.5%左右，而没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则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一般由多家中小企业根据地域或行业自发联合组成所谓的综合养老金，即“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

　　日本政府规定，“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的锁定经营保障利率为5.5%。但随着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峻，相比养老金支出量的逐年增加，上缴至基金的金额却在逐年递减，加之日本股市低迷，经营环境恶化，收益率不但很难达到5.5%，很多基金因缺口太大甚至难以为继。据统计，“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总资产约25.7万亿日元(约3200亿美元)，主要由595家养老金合作社管理，目前已有234家出现资金缺口，六分之一的合作社甚至被厚生劳动省列入财务状况危急名单。其中最为严峻的是纺织行业，按照现状发展下去的话，三年后其资金将全部告罄。另外，10年内资金枯竭的有19家，10~15年内枯竭的有45家，15~20年内枯竭的有39家。截至到2011年3月，其资金缺口合计高达7400亿日元(约84.48亿美元).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企业养老基金不足部分应由企业自行填补，但中小企业大多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了挽回损失，它们只好追求高利率，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衍生品。一般而言，日本政府要求企业养老金经营要分散投资，但有些委托给AIJ投资的综合型养老金竟占企业全部养老金资金的30%以上，最高者达近百亿日元。一言以蔽之，企业养老基金普遍面临的经营困难导致很多企业慌不择路，相信AIJ所谓高回报的宣传，而忽略了其背后是高风险的事实，最终落得血本无归的下场。

　　其次是日本政府对养老金投资顾问公司监管乏力的问题。与公共养老金相比，日本政府对企业年金的投资运用限制相对较宽。1997年之前，当时的厚生省还规定“综合型厚生年金基金”的资产构成要求债券在五成以上，股票在三成以下，外币资产不超过三成，不动产信托投资不超过二成。1997年放宽投资限制后，上述数字很快变为国内债券20.7%，外国债券11.5%，国内股票31%，外国股票20%。200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放宽委托理财投资顾问的成立门槛，由认可制改为登录制，很快使得运营各种养老金的投资顾问公司达到了数百家。但在放宽运营管制同时，监管措施没有跟进。可以说，政府对养老金投资顾问公司监管乏力为AIJ能够连续伪造投资报告，欺骗投资者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