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延迟退休可以缓解就业压力的观点，他（她）们认为和“挤占”的工作岗位相比，延迟退休提供的工作岗位是微乎其微的。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副所长曾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超过１．１亿人，每年大约有３００万左右的人退休，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３％。但中国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１０００万左右，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就占去机会的３０％。这个比例相当惊人。

　　三、另外一种声音——应兼顾不同群体利益诉求

　　相对于支持和反对延迟退休的人来说，有许多专家、学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他们认为延迟退休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如有人认为延迟退休是“双刃剑”，中国在老龄化加速发展态势下，延迟退休正面效应在于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才瓶颈问题。然而延迟退休的负面影响也必须看到：一是加剧当前社会就业压力；二是加重企业财务负担；三是影响中老年人安享晚年。因此，正确认识延迟退休年龄的利弊，是制定政策的首要前提。

　　国际金融投资家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孙飞在接受《工人日报》采访时认为，延迟退休政策要辩证地看。一方面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社会文明不断进步，人类寿命普遍延长，延迟退休对于发挥老人的智慧能量与生产力具有积极效用，同时对人类资源优化配置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收入差距扩大，年轻人事业及成长空间受限，延迟退休更会加剧这一矛盾。

　　许多专家都认为延迟退休能不能实施，能不能照顾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是关键。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在做客中新网时表示，延长退休年龄不能“瞬间延长”，而应该逐步延长，我国延长退休年龄要通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比如一年延长一两个月，通过３０年到５０年，把退休年龄延长到一个比较适中的区间，这样就可化解很多矛盾。

　　褚福灵同时强调，对一些特殊工作，比如高温、高湿、野外、井下等特殊工作，我国已规定其可以提前退休。未来延长退休年龄时，对于这些特殊工种仍然要有所倾斜。

　　孙飞认为，实现延迟退休的“小步慢走”，要照顾社会各层面及各个不同年龄群体的相对平衡的利益格局。他认为延迟退休应做好顶层设计，首先应该采取设定延迟退休时取消行政级别或相应待遇，重新以技能及岗位聘用，实现退职退位但不退工。其次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政策，对于高知、高智、高技能的“三高”人群可先行采取延迟退休政策，以便发挥余热。对于掌握公权力的公务员等人群不宜延迟退休，但可以技能设定岗位继续聘用，以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普通的劳动者可采取更灵活的退休政策，设定基本的退休政策与门槛，在此基础上，采取劳动者自愿选择的原则。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延迟退休要慎重。最好采取柔性、弹性做法，给大家一个选择的空间，例如可以在６０岁—６５岁之间选择性退休。晚退休多得益，早退休少得益。此外，延迟退休是有年龄边界的，不可能无限延长。况且，高龄劳动力一般生产力更低。所以适当提高生育水平、储备未来人力资源完全必要。

　　他还认为，延迟退休要分三步，一要分步实施，不能一步到位；二要考虑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三要从大家认可度较高、社会阻力较小的行业和职业开始试点。对此，要有全面深入的调查，明确改革的路线图。

　　为此专家、学者提出三种延退方案：

　　基本原则：女先男后小步渐进男女同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