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几乎由国家全包的制度难以向美国转型，美国人也不喜欢希腊式福利

　　记者：有学者说，虽然现在养老金制度广覆盖了，但支付水平较低。也有网友担心，随着物价的上涨，未来的养老金不够花。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应该说比较成熟，但欧债危机让其养老制度也蒙受阴影并遭到质疑。这是不是说明福利并非越高越好？如何在福利水平和支付能力之间保持平衡？

　　郑秉文：福利多高算好，并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标准。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首先，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关。有些国家养老金水平很低，但是可以承受，人们有劳作到最后的传统。可有些国家就不行。

　　其次，与国家的福利制度结构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福利来源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国家给的那一块就可以低一些，市场那一块可以补上去；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还可以通过个人持有的金融资产等渠道增加养老收入。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福利来源比较单一，国家提供福利的压力就很大。例如，希腊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提供的退休金替代率很高，将近100%，企业年金起步较晚（2001年才建立），个人金融资产比重也不是很高，财政压力很大，一旦出现财政危机，就易导致福利问题，并引发社会动荡。

　　再次，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追求有关。世界上有好多福利模式，有欧洲模式也有美国模式，欧洲还分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等。而选择哪种福利模式又与经济制度相关。例如，美国模式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是40%左右，来自市场企业年金替代率也是40%，加在一起达到80%；希腊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高达97%，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则是零。可恰恰是看似福利水平较高的希腊出了问题。然而，一旦制度确立，就有路径依赖，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文化传统，难以改变。希腊的制度难以向美国模式转型，美国人也不喜欢希腊式的制度。

　　说到这，大概答案自然就出来了。对中国而言，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制度显然更符合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完全依赖国家大包大揽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国际劳工组织给出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标准是50%，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与此差不多，但上调空间也不是很大。重要的是，中国的企业年金20多年来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确定一个多高的福利程度，而是作出一些重要抉择：或是尽快发展第二层次的企业年金和第三层次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或是完全依赖单一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这一个层次，所有压力放在国家身上；或是维持目前的现状，采取拖延的态度，仅保有第一层次的替代率，但这显然不利于拉动内需和转变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