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我们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碎片化程度要大大低于西欧和南欧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拉美和非洲等），但并不是说我们的制度就很好，不是这样。比如，我们跟美国的制度相比，它是一个大一统的制度，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都好于欧洲，我们的这个城镇和乡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机关事业与企业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的制度就显得很落后。

　　国外公务员享有特权的碎片化的养老金制度，那是立法的结果，是受法律保护的。国情不同，这样的养老不适合我国。我们的养老为什么改革无果，为什么只是“意思”一下而没动“真格”的？因为没人愿意去碰这块硬骨头

　　记者：这个现象有点耐人寻味。欧洲还有那么多的碎片化国家，他们的独立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不用改革，而我国刚建立社保制度十几年就遭受这么大的舆论关注，这是为什么？

　　郑秉文：国情不一样，以前我说过这里有意识形态的原因。还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多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深深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

　　为什么中外存在这个巨大的差异性呢？我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政策治国的国度，而西方大多是法治国家的环境，这样，政策治国就容易留下很多空隙，于是要靠制定政策来弥补，于是，这些政策又派生出一些空隙，面对这些空隙，就只能靠政策的手段予以抹平。于是，前后政策在不同时代就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就留下了更大空隙，不同的群体就会感到不公平。

　　我说这些好像是说远了，其实不远。国外公务员享有特权的碎片化的养老金制度，那是立法的结果，是受法律保护的。在法治国家，这就是依据，要是有不公平，就只能修改立法。所以，国外的压力大多在立法上，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上；而我国则不是这样，所有这些看上去不公平的现象，都被认为是政府所致，于是，社会舆论自然就把矛头对准了政府。

　　记者：对，正因为国情不一样，所以独立的公务员养老制度不见得适合我们。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必须改革，可是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都已经5年了，目前一点动静都没有。真正的阻力在哪里？

　　郑秉文：从2008年2月提出事业单位五省市试点改革到现在都五年多了，但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静，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

　　比如，没有一个完整的一揽子设计，没想到改革后掉下来的那一块养老金怎么用职业年金制度补上去，所以就放下了；再比如，没有真正地下决心去改革，只是“表示”一下而已，否则，怎么能够粗心大意到这个份上连如何弥补掉下来的养老金怎么补上去的大事都忘记了？这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