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要担风险的，不改革是无需承担责任的；再比如，最高层也许有这个动议，但下一个层级在执行时就会化解掉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难以达成共识。总之，我感到，事业单位改革停滞或说流产，更主要还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什么职业年金的制度设计问题，也不是什么事业单位改革需要财政缴费难以承受这个负担的所谓经济问题，都不是。

　　改革之后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其实是有好处的，他们的养老金就有了法律保护，不管地动山摇，这份养老金在他们退休时就是他们的一份资产，这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传统的退休体制则不是这样，比如，下海了，出国了，或任何其他重大变故，养老金就没有了。

　　记者：养老金并轨、改革的方向是更加公平，“削高就低”不太现实，阻力太大，但是“从低向高并轨”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财政压力太大的原因？

　　郑秉文：我说过，根本就不是财政压力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是让事业单位参加企业制度的改革，让它加入到企业制度里面去，因为企业制度是主流的制度，而绝不应该是事业单位为自己单独建立一个制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政治上这是不可行的，我说的不是在技术上。在政治上，这无异于是在向全社会提醒：事业单位搞特殊化了，显然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死扛”：不参加改革。不参加改革还有个借口，说时机不成熟、或者事业单位分类制改革没有完成啊等等，说有借口就会找到很多借口，可以拖下去。但是，如果真的愚蠢到那个程度，给事业单位或公务员单独建立一个制度的话，我看，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记者：具体来说，养老并轨的改革路径又应该如何设计？

　　郑秉文：我的设计是三个联动：就是基本养老金制度改革与职业年金制度改革要同时动起来；第二是事业单位要全部动起来，不能再分出三六九等了，不要再搞什么试点了；第三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要同时动起来，否则，事业单位也是有阻力的。

　　至于改革的时点，我觉得，越早改革，改革的阻力就越小；越往后，改革的成本就越高，阻力就越大。

　　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我们的政治家应该尽快痛下决心，达成共识，敢于担当，这才是启动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所在。否则，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内在动力几乎是不存在的，外在压力虽然很大，社会舆论虽然非常大，但都会被很多很多借口搪塞过去。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拖就是几年，而改革的窗口稍纵即逝！所以，希望有政治家出现，啃下这块硬骨头。

　　记者：除了呼吁改革的必要性，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公务员是不是也应该明白一下，养老金双轨制的改革到底对他们自身有没有好处？如果他们能明白好处所在，这也在无形中减小了改革的阻力。

　　郑秉文：长期看是有好处的，没有坏处。为什么呢？因为，参加改革之后，在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例如职业年金之后，待遇水平是不能下降的，下降了，改革就失败了。很显然，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改革都是增量改革，都是做加法，否则，就进行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