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执业更多是一个管理和登记制度。”已经申请到北京人民医院进行多点执业的北京市第六医院医生胜利也对记者表示，“它本身并不能承载促进医疗资源合理流动的使命，也并不一定能够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

　　人事桎梏难破除

　　“解放医生”受阻背后，仍然是新医改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实。

　　尹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数次提到当天的一条新闻：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全国医院的药品回扣一年下来高达450亿元之多。

　　“那么多人拿回扣说明我们‘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的体制有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生通过目前的正当收入难以维持与他自己创造的劳动价值相符的体面生活。”尹佳说，“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以技养医’，提高医生技术劳动的报酬。”

　　事实上，早在2007年，经济学家周其仁(专栏)就指出，当前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体制，不能反映医院和医生极高的相对价格，这正是医疗领域乱象不断的主要原因。

　　尹佳多次强调，提高医生诊疗和手术劳动报酬的同时，应在现有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建立不同支付等级的商业医疗保险，由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和患者按不同比例支付增加的诊疗费和手术费。“通过这种组合医保，也许不到450亿元的投入就可以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并杜绝回扣。”尹佳说。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张炜对记者表示，当前的新医改主要在融资体系、支付体系上做文章，但“服务好的医生得不到任何奖励，扎实做预防保健的家庭医生得不到奖励，医生们想的都是如何看更多的病人，用尽可能高的技术来治病。”因此，要鼓励医生到基层去，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改变这样的价值取向。

　　不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契约”缺失是难以多点执业的关键原因。

　　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医师的执业都不局限于某所医院，执业方式有多种选择。据英国大使馆贸易投资处主管官员赵熙介绍，1996年她在英国公立医院工作时，公立医院每位副主任以上的医生每周都有一定时间去私立医院工作，因为“公立医院提供资历和经验，但薪水较低，而在私立医院工作可弥补收入上的不足。”

　　而尹佳在美国看到，一个十分富有的私人诊所的医生每周要在美国知名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工作半天，且不需任何薪水，“只为了那样的资历”。

　　在顾昕看来，这些形式不同的执业模式背后，是医院和医生之间各自不同的“契约”。但当前中国的大多数医生，尚不具备和医院签订契约、讨价还价的资格。

　　“要想达成一个平等的契约，其前提是医生是自由执业者。”顾昕说，“在那样的条件下，医生和医院是雇员和雇主的关系。”顾昕认为，当前中国医院的事业单位体制就像鸟笼一样束缚了医生的翅膀：“都是单位人，尽管都可以调动，但是却要得到本单位人事管理部门和领导的批准。”

　　此外，顾昕指出，医疗服务价格本身，同样并非谈判的结果。在他看来，医保机构与医院之间应该形成正常的价格谈判机制，由此确定医疗服务的价格，但当前的现实却是，“医疗服务的定价权在物价局手里”。

　　2009年新医改方案公布之初，顾昕曾乐观估计，多点执业合法化的意义在于医生的身份将发生重大变革，他们将不再是国家干部，而成为自由职业者。

　　但是，对于当前的多点执业，顾昕表示，如果不能实现医生自由执业这个前提，“只不过是将原来的一个鸟笼变成两个或三个鸟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