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这样的支付方式，医院会倾向于多收小病患者，而推诿疑难重症患者，反正每个病人的预算都一样，小病用的钱少，医院就可以赚差价。”郑雪倩说，此外，还有总额预付制，不论实际医疗费用支出多少，医保机构都以预算数作为支付的最高限度，强制性控制支付。

　　各种方式都有利弊，产生于美国的DRGs(疾病诊断相关分类)则为学界所推崇。DRGs是将具有某一方面相同特征的病例归为一组，在此基础上考虑患者的年龄、手术与否、并发症及合并症等情况的影响，从而将医院对病人的治疗和所发生的费用联系起来。

　　“北京最近也做了相关疾病分组的研究，虽然做出来了，本来准备在10家医院试点，但是医院都不愿意做，因为医保机构采用的测算基数是2009年的标准，考虑到医疗成本的逐年上涨，医院自然觉得吃亏。”郑雪倩说。谈判机制的缺乏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方式只能停留在研究阶段。

　　“医保经办机构应该独立于医保管理部门，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郑雪倩说，定点医院机构的资格应该通过申请获得，而不是现在这种指定的方式，定点医院机构不应该成为医保机构手中的一张牌，医院害怕失去资格，自然难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谈判。

　　而顾昕则认为，谈判机制没有形成，双方都有责任。医保机构对打包付费的标准并没有公开透明，从医院的角度来说，也没有提出可供协商的合理标准。“埋单付费者一定希望压低标准，而收钱者肯定希望提高标准，没有人会认为现在的标准正好合适，因为医疗费用是人的支出，所以标准和成本无法实现100%的客观。”顾昕说，正因如此，谈判机制才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一些地方的医保机构只是下个文件规定医院义务的做法，顾昕表示，这种行政化的做法应该摒弃，说明医保机构没有搞清楚自身的定位。“双方都没有契约化的意识，建立医院和医保机构的契约化才属正常，形成医疗服务的购买关系才能实现对等的博弈，医保机构和医院并非行政上下级关系。医保机构应该主动公开透明，因为他们是代表参保者付账，参保者有资格知道。”顾昕说，行政化的力量妨碍了契约化的形成。

　　医疗改革回归公益性已经成为共识，然而破除过度市场主导却并不代表要以行政力量取而代之，在政府为老百姓部分医疗费用埋单的基调下，用市场的契约精神来指导具体的操作过程，才能实现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