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执行力度不一，江西的步子迈得最大：救治对象不局限于农村儿童，还包括城镇儿童；救治病种新增急性原粒细胞部分分化型白血病等，达到10种；救治费用全部免交，救治范围覆盖全省。

　　而诸如此类的项目基本是针对特定大病，福泽部分患儿的同时，间接宣布暂时放弃另外一些患儿，衍生出新的不公。

　　京沪经验

　　北京大病儿童，获得救助无需李瑞一样的好运气。北京有专门面向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该市非农业户籍学生儿童每人每年缴费100元即可参保，一旦因病因伤住院，该保险650元起付，超出部分可报销70%，一个保险年度最多不得超过17万元。参保者若患有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和肾衰竭等特定病种，看门诊也可报销。

　　上述大病医疗保险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同，带有明显的互助性、公益性，学生儿童生病时也可参保，政府不从中收取管理费，还为每个参保者补助50元。

　　假如从大病医疗保险获赔后依然困难，学生儿童还可向“北京少儿大病救助基金”求援，原则上一年最多可申请5万元。

　　这双重保障源于面向婴幼儿和中小学生的住院医疗互助金制度。

　　1991年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接到14名白血病患儿家长的联名信，他批示要解决大病孩子的医疗问题。当年，上海市红十字会与教育部门、保险公司等联手推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后因国家政策有变，保险公司于1996年撤离，该险种变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不论健康与否，适龄人群每年缴纳几十元钱，因病因伤住院时医疗费可报销一半，10万元封顶。互助基金运行良好，非但没缺口，还有结余。

　　消息传到北京后，有市民打电话问市长，上海有婴幼儿和中小学生住院互助金，北京为什么没有，市长遂把此事批给北京市红十字会处理。此事发生在2000年前后，时任北京市红十字会秘书长的于瑞苓如是回忆。

　　于瑞苓等人到上海取经后，打报告给市政府，认为北京可以复制上海做法。

　　当时，北京有多少婴幼儿和中小学生，这其中有多少可能会住院治疗，总共需要多少医疗费，这些关键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于瑞苓试图摸清楚，因情况复杂未能如愿。尽管如此，她认为在北京行得通，因为京沪人口结构、经济水平差不多。

　　与此同时，时任北京政协委员的孙力等人到上海调研互助金制度，并连续几年把调研报告作为提案交到政协会议上，呼吁北京尽快效仿上海。

　　“因为涉及教育、卫生等多个部门，比较复杂，做起来不容易。”于瑞苓说，向学生收费比较敏感，更何况这笔钱不是直接用于学习。后来，事情惊动了保险公司，保监会给北京市政府打报告，认为互助金涉及保险业，希望立刻停止筹备工作。

　　几经波折，北京市红十字会于2004年正式推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金”，实施细则基本拷贝上海做法：每人每年交50元，如果住院，医疗费50%自负，另外50%按级距由互助金支付60%-90%，花费越多报销比例约高，一年最多报销8万元。于瑞苓说，与上海不同的是，互助金全部用于参保者报销，管理方不从中提取任何费用，人员薪水、办公经费均由政府拨款，一年大概100万。

　　北京互助金第一年的参保率不高，只有50%，不及上海。于瑞苓说，上海红十字会启动互助基金时，时任会长谢丽娟是上海副市长，行政部门大力配合，北京红十字会则无此背景。

　　后来性价比颇高的互助金在北京逐渐被认可，到2006年参保率超过90%.于瑞苓说，要求报销的参保者，绝大多数得的是肺炎的普通病，白血病等大病儿童是少数，报销比例仅占百分之十几。3年下来，互助金结余300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