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者认为，总额预付制是一种要求极严、难度很高、条件苛刻的预付制度，在费用固定的情况下，诊疗标准如何确定，医疗质量如何保证等很重要。一般认为，一年的支付总量适用于大型医疗联合体，因医疗联合体有相对固定病人群（病情有轻有重），便于承担财务风险。上海三甲医院主要承担急诊、重危病人的救治工作，预付制不太适用于独立的三甲医疗机构。

　　院长们对今后在实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不少建议：政府宏观地给每家医院总额预付，希望能根据各家医院不同特点给予不同定额的细化，如本市医保病人远多于非医保病人的医院不同于非医保病人较多的医院、老居民住宅区基础较好的医院不同于人口导入区处于上升期的医院、使用高质耗材多的医院不同于妇产科医院、具专科特色的医院不同于老龄人口较多的医院……是否可采用不同的支付方式即混合支付方式。

　　院长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政策像月亮的朔望：第一年医院结余留存多了，明年政府给的额度是否会缩水，医院不留存不行，留存多了也不行，压力太大。

　　高解春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医保预付制实施后确有成效，以医保中的药品费用为例，2010年，在病人数增长10%的前提下，上海的药品费用率不增反降，从往年的10%降至3%～4%，这一制度似乎已经开始为病人、为医保省钱。

　　当然，医保支付的改革，必须要有医院补偿机制的变革作为支撑。今年5月，上海的新医改方案中就有诸多“补偿机制”内容：上海十五期间，医院建房自己出资70%，政府出30%；十一五期间，医院出30%，政府出70%；十二五期间，政府出钱100%。购买设备，以前都是医院自己掏钱，现在由政府掏，这就是补偿的差别。

　　有些人认为按项目支付的“后付制”也很好，如果基本是个人支付，那么按项目支付完全可行，就像自己掏钱住五星级宾馆，没人非议；但是当政府掏钱时，人们蜂拥五星级宾馆，如何行？美国和其它国家都曾经历过后付制，现在整个世界都已摈弃，唯有中国还在实行。去年上海医保费用总额达300多亿，支付比例已高达80%，导致盘子崩得太快。随着福利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决定了后付制不合适，支付比例越高越是要实行预付制。

　　但是，“预付制”并非是完美方案，只能从目前的实践出发，找到解决难题的方法。借鉴美国经验，可根据医疗的实际情况深化和细化，不同等级医院适合不同支付方式：病人相对固定的社区保健一级医院、家庭医生，适合按人头支付，有利于推广预防为主、慢性病防治和并发症减少；三级医院按绩效管理，综合型医院按病种支付、专科医院按人头支付，因病人没法限定；甚至可细化至医院各科室，不同医疗模式，采用不同预付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