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逼近的人口老龄化浪潮和尚需完善的社保体系，为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杨燕绥分析说：“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这为保障民生和社会建设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要求我们现在就开始倒计时地面对老龄社保问题。”

　　倒计时“滴答滴答”地声声催促，2040年的人口老龄化峰值，就在不远处。在逐步解决历史欠账和个人空账、增加社会保险参保人数、缩小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养老待遇水平、完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政策、着力增强养老机构和家庭养老能力等具体的社保问题之前，思维方式的转变更为关键。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较早地开始考虑人口老龄化问题，一般至少提前30年做准备。”杨燕绥说，这些国家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政策纳入整体经济规划、人口规划的战略之中。比如澳大利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着手应对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峰值。该国停止了之前由政府发放养老金的制度，代之为针对最贫穷老年人的养老补贴制度，对有养老能力的人采取强制性措施建立“超级年金个人账户”，强制雇主缴费，自己自愿缴费。到2005年，超级年金个人账户中人均40万澳元。这也推动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该国养老金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专家指出，外国成功经验提示我们，当前党和政府要充分全面地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真实现状，认清现有制度中的弱项，及早制定着眼长远的战略性规划，将人口老龄化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不仅高层，各级党政要形成统一共识，特别是中层和基层更要充分理解、领会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战略思想，并真正落实于具体政策的执行之中。

　　受访专家提出，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政策，首先要做到“心中有数”。杨燕绥说，要摸清全国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底数，就要建立社会化管理的居民档案，搭建起能够进行人口实时统计的平台。有了人口“活档案”，才能“心中有数”，精确地制定相关制度和政策，在“倒计时”阶段准确、高效地应对挑战。

　　其次，充分发挥多方作用，强调“老有所为”。“过去我们几乎完全依靠家庭养老，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的。未来，中国仍然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养老。”杜鹏认为，“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四方面都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为社会化养老提供‘动力保障’”。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外国人的家庭观念淡薄，事实上，他们对家庭非常重视。”王延中介绍说，新加坡非常重视“孝道”，该国针对年轻人为照料老年人而共同居住的情况，会在住房、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我们在社保政策制定之初就要明确，公共服务和家庭服务是相互配合的，社会保障不能取代家庭养老，或者成为削弱家庭在养老方面作用的借口”。

　　“如果我们仅仅把老年人看作被赡养的对象，就会逐渐形成对这一群体的负面看法。社会应当创造更多的机会，在老年人自愿、量力且社会有需要的情况下，促使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杜鹏说，这不仅仅是为了减少社会负担，更是考虑到我国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不断提高的现状。“从长远来看，树立‘老有所为’观念就是在争取‘老年红利’，挖掘老龄社会潜能的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