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确定及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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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就社保缴费基数上调，近日有媒体描述称：“每年的7月，成为了中低收入者最为忧心的时期。每每此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出意外地上调，由此这一月被戏谑地称之为社保的涨价期。”

　　再看其他城市的情况，从网上搜寻得知：2013年，上海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统一的2815元，最低工资是1620元；重庆市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统一的1335元，最低工资是1050元；沈阳市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是2095元，医疗保险是3212元，最低工资为1243元；杭州市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统一的2005元，最低工资是1470元；广州市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统一的2529元，最低工资是1550元；深圳市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是1600元，医疗保险为2728元，最低工资是1600元。相对而言，深圳的制度安排还算比较合理。但全国有多少工资少于社会保险缴费最低限额的劳动者吃了“暗亏”，这个数字不得而知。

　　正因为存在以上制度漏洞，“国内个别企业员工放弃社保来换取更多的直接收入”。这是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6月发布的《〈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研究报告》中披露的。

　　以上的“个别企业员工”究竟有多少呢？据人社部提供的数字，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但是，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543万人，仅为农民工总量的17.30%，为外出农民工的27.81%；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996万人，仅为农民工总量的19.02%，为外出农民工的30.58%；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2702万人，仅为农民工总量的10.29%，为外出农民工的16.54%；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7179万人，仅为农民工总量的27.34%，为外出农民工的43.95%；参加生育保险的农民工情况没有提及。

　　所以，上述“个别”居然是一个数以亿计的庞大数字。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应该并没有包括在城市间流动的劳动者的数字。

　　制度不公需要正视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选择》一书中提到：“平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它们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接下来，奥肯进一步论述：“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以此作为衡量的尺度，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状况恐怕恰恰是南辕北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