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长线，钓“新农合”？

　　刘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大病保险项目时，几乎都是把它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贯彻的。

　　“这个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很狭窄的竞争市场。中小型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要么是没意愿、没能力参加，要么就是在资源上争不过国字号保险公司。”向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资背景的保险公司通常都和地方政府有着较深的合作关系和特殊的人脉关系。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在很多项目上都跟政府有合作，因此由它们来承接大病保险项目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大型保险公司在网点分布、服务团队、精算技术，包括健康险的相关业务经验都有优势。”朱铭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保险公司之所以明知会亏损，还是要承接这个项目，看中的是合作背后的长远利益。“它们的目标是借此与当地政府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进而实现和当地医疗费用、参保人员核心数据的信息对接，这将有助于公司开发二次产品，设计配套的补充产品。”朱铭来说，如果商业保险公司在大病保险这个项目上获得政府好评，未来国家很有可能把整个新农合业务也交给它们来运作。

　　“现在新农合是由卫生部门来管理的，但无论是在专业管理水平、服务网点设置还是人力资源配置上，卫生部门的能力都明确有限，它很希望有商业保险公司替它解决这方面的管理欠缺。”朱铭来表示，大病保险实际是一次先行尝试，如果运作成功，未来整个新农合业务都会交给商业公司来运作。“全国新农合的业务量大概有几千亿，这个基金盘子还是很客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公司对于大病保险项目还是有一定积极性的。”

　　刘杰建议，应该探索建立大病保险风险调节基金，合理区分责任，对因政策调整等原因导致的亏损由基金承担，因经营不善、管控不严等原因导致的亏损由保险公司承担。

　　定价机制不合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吴焰在提案中表示：“大病保险筹资标准过低影响财务的可持续性；统筹层次偏低影响基金的调剂与大病风险的可持续管控；诊疗信息共享程度偏低影响医疗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问题。”

　　“定价太低(即大病保险筹资标准低)是现行大病保险制度的一个严重问题。”朱铭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部分地区在对大病保险定价时呈现出明显强势的政府买方市场，这非常不利于大病保险经营成本的科学测算和公平定价，也为制度的可持续性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28个已经开展大病保险试点的省级行政单位具体方案中，目前各地规定的大病保险人均筹资标准多为15~40元/人/年，最高不超过人均50元/人/年，约为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新农合人均筹资总额的5%，最高不超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标准10%。

　　朱铭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曾对未来中国大病保险的总支出进行过测算，结果显示，2013—2015年中国大病保险总支出将达到609.14亿元，扣除统计误差后，大病保险总支出将至少占到基本医保基金收入的15%左右。

　　“政府之所以压低价格，一方面因为大病保险是个全新的产品，没有太多经验和数据可以借鉴；另一方面大病保险毕竟也是一项准公共产品，理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向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大病保险定价这个问题上，很难做到政府、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三赢的局面。“如果价格设计长期不合理，让保险公司受伤太深，全都不愿意再参与的时候，政府为了把这项福利政策继续推行下去，局面就有可能会变成卖方市场了。”

　　除定价偏低之外，记者在统计中发现，28个省级行政单位在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封顶线设计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既有采用按病种报销的，也有按实际花费金额报销的；有设计了20万元报销封顶的，也有完全没设置封顶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