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保险在试点实践中的确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统筹层次过低、省内不同地市保险制度差异过大等问题。”朱铭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除了山东、青海、吉林和甘肃4省份实行省级统筹外，其他各地多实行市级统筹，且部分地区并未对筹资标准、起付线、支付比例等关键问题给出统一明确的规定。“这样既不利于日后异地治疗和结算体系的建设，也不符合风险分担的机制。”
“商业保险公司在精算上的原则就是大数法则。诸如超赔合同、巨灾合同都是在全球进行分保的。我国在1998年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时，并没有一个完善统一的设计，只是鼓励各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展开医保基金的筹集行动。这种各自为战的好处是操作灵活，但是缺点就是风险不能分散，而且还会在异地报销上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无论从风险分散角度，还是人员流动角度来看，我们都应该把大病保险的统筹盘子做大一点好。”刘杰说。
“中国的健康险(包括医保、疾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市场之所以很容易会出现亏损，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刘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首先，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很难对不合理医疗费用，即‘大处方’、‘大检查’进行有效干预。其次，大病保险是惠及全民的项目，但风险管控很难，这也是政府把它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明确规定阑尾炎手术只能住院5天，超出部分不予报销。如果确实有必要延长住院天数，院方最晚要在第5天通知保险公司。可是在咱们国家，公立医院一家独大，就算我们认为大夫开了一个‘大处方’，你能去跟他争论吗？你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向民认为，在现阶段法律体系、诚信体系和医疗道德控制体系严重缺失的大背景下，保险公司不宜过早介入大病保险。“我们最担心的是道德风险。因为生病的费用和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如果亏损太多，我们可以提高保费，但是骗保行为则是完全不可控和不可预测的。”向民说。（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用微信“扫一扫”，精彩内容随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