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以基础条件在全国数一数二的北京市来说，现有养老服务床位数不到4万张，只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1.8％，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为5％至7％，我国亟待建设大量公办民助、民办公助、民办互助的养老机构。”全国政协委员景天魁举例说，与养老机构严重不足相呼应的是百姓日益强烈的养老服务需求，希望将来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远远多于政府预期。但有限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床位价格和位置等原因，床位使用率并不高，北京2009年的平均床位使用率不足50%，出现了2万多张的空置床位。北京市目前生活不能自理和半自理的老年人约32万，由于城区的床位少、价位高、机构不愿收等因素，这些需要护理型照顾的老年人难以入住养老机构，而据预计，未来5年将有47万老人需要护理型的照顾。

　　此外，北京市政协委员介绍，养老机构的配套医疗服务条件较差，即使有医务室也难于应对老年病、慢性病的日常治疗和康复工作，公费医疗、社会医疗保险等制度尚未完全与养老机构衔接，入住老年人普遍存在医药报销难的问题。

　　老龄化?建议

　　建立以救助型、福利型和市场型养老机构为主体的机构养老体系

　　建立起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机制，不仅可以解决养老问题，而且可以刺激消费。全国政协委员刘荣玉提出建立共享型养老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及“农转非”和失地农民的养老与医疗保险问题。

　　杨超委员建议，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定位，着力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促进养老保障体系“三支柱”协调发展。根据我国国情，坚持基本养老保险满足退休职工基本生活需要的定位，着重在扩大其覆盖面上下功夫，逐步将农村居民、城镇个体从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等纳入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来，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在基础型社会保障层面发挥主导作用。

　　农村养老保险，一直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难点。刘荣玉认为，农村的重点应进一步完善社会救济以及以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葬为内容的“五保”供养制度；提高企业退休人员老年生活保障水平，包括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及生活补贴水平；完善老年人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并应作为民心工程加以建设；发展养老院、家政服务、休闲设施、医疗保健等养老产业，清除阻碍非公有资本参与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体制性障碍，制定和完善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培育老年产品市场；鼓励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参与养老事业。

　　不同于传统家庭养老和养老院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又称居家养老，除接受家庭照顾外，主要依托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网络和义工自愿养老服务，兼具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优点，被认为是当前最为可行的选择。全国政协委员何小平说，“老人住在家中，但是养老服务却是由社会来提供。老人既留在熟悉的环境中，又能得到生活和精神上的照顾。”杨超认为，“社区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具有医疗服务专业化、社区规模体系化、资源配置成本低等优势，能够更好地满足我国基本养老的需求。”

　　就养老社区建设，杨超提出应该加大政府税收优惠力度，加大政府融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保险机构投资养老社区。何小平委员建议，每个社区要逐步建设各种设施，包括集中居住设施，如老年公寓、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等；同时建设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老年人护理院等医疗护理设施，还要在社区内建立老年活动中心、健身中心等文体活动设施；还可以提供入户陪护、紧急援助、送餐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