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回忆说，其实在来华山医院的120车上，随车医师就关照过秦的家人：你们有关系吗？
类似的话，秦岭听过多次。还有一次，是社区医生在随访电话里提点：现在的病床很紧张，即便社区医院也是，如果想让你爸入院，就要隐瞒病情，否则没有医院会接收他。
这条电话令秦岭印象深刻，蹿入了他的意识，悄无声息地埋伏下来。
家人只能谋求再次转院。“那时还没确诊脑膜转移，肺科医院的出院小结也只打了问号。”秦岭说，“我们还留有一线希望，希望他只是脑梗，脑梗便要静养，静养就要住院。”
这一回，秦金培的内弟帮上了忙，他使出浑身解数联络上了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这是一家有名气的部队三甲医院。
2月4日当天，长海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收下了秦金培，秦岭的谎话或许起了关键作用。面对医生，他扯了谎，说父亲只是脑梗，没提肺癌。
三病区的住宿极宽敞，两个病患处一间屋子。家人也松了一口气，这个59岁的老人，一个肺癌晚期患者，终于可以稳妥地休息下了。
体制的印痕
在过去的年岁里，秦金培一直被拧着发条，没有机会像躺在三病区的病榻上那样松懈着过活。他生于江苏靖江农村，1979年顶替父亲到上海标准件三厂工作，这之前，他在家里务农，闲时兼做木匠。
他的木匠手艺不赖，至今许多旧同事的家中，仍存有他打制的家具。
秦岭回忆说：“小时候去父亲单位洗澡，一直以为他是领导，那么多人跟他认识，与他打招呼，夸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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