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秦金培只是供销科的普通科员，初进厂时，他的职位更低，是车间工人。秦金培文化不行，念书只念到初中，但字写得好。老厂长便提携他，将他调入供销科，抄写供销单据，每日抄写上千份，也不比在车间做活轻松。
但秦金培由此记牢了老厂长的恩情，甚至发病前，他还惦念着在正月以后，要请老厂长吃饭叙旧。
秦岭也反复提到，父亲是知恩的人。比如，在秦岭读研期间，秦金培就命令儿子，一年要去导师家里两次，与同学结伴去一次；自己单独再去一次，送点老酒。
他把知恩图报记作家训，不但身体力行，还将他人施与的恩惠，终日挂在嘴上，反复敲打着儿子。
秦岭说，父亲的记忆细碎却牢固，他能记住在儿子年少住院时，有女同学来探忘，送来过东西。
那是1999年，各色困难也如现时一样虎视着围拢来，随时准备击溃秦家。当年，秦金培仍是家中的中流砥柱，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坊间有个精准的比喻，称作三夹板，要直面来自子女、老人与社会三方的压力，每一方的诉求，似乎都刻不容缓。
那一年发生了多桩事情，首先是儿子秦岭胃出血入院。接着是靖江乡下的老父亲也突然抱恙，被送至上海医病。最后，在别处已是热火朝天的国企改制开始在标准件三厂登台，工厂要减员增效，秦金培的面前就摆了两条出路：一是与单位签“协保”协议，每月领取四五百元生活费直至退休；第二条路，由单位买断工龄，一次性领得一笔赔偿。
这是体制第一次在秦的身上划下印痕。
秦金培没有落下儿子，更无亏欠老人，但工作的事，他考虑了良久。同辈人中，有人自谋了出路，有人投奔了私企，也有人索性只吃“低保”，套着睡袍混迹于棋牌室，再无振作。
用微信“扫一扫”，精彩内容随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