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由于缺乏专业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撑，商业健康保险的产品开发受到影响。一位专家坦言，虽然当前慢性病日益威胁公众健康，但由于其疾病发生率和成本支出无法量化，无法进一步实现定价和风险控制，因此更多的商业保险机构仍然婉拒慢性病患者购买健康保险，或者即便开发了相关产品，投保人的缴费金额也较高，很难惠及更多人。

　　对策练好内功满足个性化需求

　　“行业基础建设要到位，这也是风险管控最有利的武器。”单鹏提出，商业健康保险行业需要进行更多的基础研究，科学制定和及时调整疾病发生率、残疾发生率、重大疾病定义、依赖护理标准等行业定价参考体系，为产品和保险机构责任范围提供参考标准。此外，急需建立一个全行业的信息平台，和医保部门紧密合作、资源共享，为提高理赔便捷度、数据分析、风险控制以及未来疾病发生率的统计奠定基础。

　　此外，根据健康保险的自身规律，要建立专业化的产品开发、精算定价、营销渠道、核保核赔和风险控制等经营体系，还要培养一批既掌握保险技术又懂医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或者通过建立专业化的人才建设和教育培训体系，逐步培养一批专业化的健康保险人才队伍。

　　饶克勤则表示，商业保险机构应该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支付方式改革为契机，实现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直接供款，探索建立保险支付方与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的谈判机制，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

　　在记者采访期间，中国精算师协会于11月14日发布了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06~2010)，不仅建立起我国的重大疾病发生率行业标准，而且填补了我国重疾表的空白。

　　“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是指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诊断标准而确认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主要就是用于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的定价和准备金评估。1995年，重疾险引入我国市场以来，一直使用国外的相关数据，科学定价无从谈起。”单鹏表示，重疾表无疑是近几年保险业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成果，今年年底，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主导的重大疾病定义修订工作也将启动，这预示着行业基础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白书忠指出，商业健康保险要满足公众多层次需求，必然要建立政府、医疗服务机构、商业健康服务机构与保险行业间更加通畅的沟通机制，而不能“闭门造车”。一方面是开发更多个性化的产品，另一方面是让健康服务机构了解这些产品，从而有意识地向消费者推荐，服务更多人群，更重要的是能够作为第三方与健康管理机构达成共识，实现保险行业与医疗服务业合作共赢。

　　单鹏则提出，一些商业保险公司将经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方向，将健康保险产品开发搁置一边，这是本末倒置。“经办服务只能增进全社会对健康保险的理解和认识，帮助商业保险机构积累业务数据，对客户资源进行后续开发和利用，但很难为保险机构带来可观的利润和商业回报。”

　　对此，饶克勤建议保险公司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医改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机遇，投资医疗机构，实行“管理式医疗”经营模式，建立起与医疗机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系纽带。

　　例如，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管理式医疗，发展了健康维护组织、优先医疗服务提供者组织、专有提供者组织、记点服务计划等管理式医疗机构。上述机构将健康保险和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相结合，实施连续化的医疗服务和全过程的健康管理服务。因此，美国健康保险市场上传统的费用报销型医疗保险市场份额已从1993年的46%下降到当前不足5%，而“管理式医疗”则从53%上升到目前的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