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工从“农民”变成“工”时，他们原先参与的新农保如何转变为城镇职工或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农合如何转化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怎样的比例累计、折算比较好，这些问题仅在《社会保险法》中有一个原则性的表述，具体的操作还要“由国务院规定”。但据吕学静观察，现在从上至下缺乏统一安排，一系列配套措施尚未到位，而且“地方和地方很不一样，有些条件落后的地区经办机构信息化程度很低，甚至还是手工统计，误差大，社保关系转移还有不少障碍”。

　　除此之外，早前还有媒体爆出，阻碍养老保险异地转移的原因还有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因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交纳和用人单位交纳两部分组成，农民工选择退保只是要回了自己交纳的部分，单位交纳的部分还在统筹账户上作为公益基金运转。地方和部门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出发点，人为设置障碍，农民工在办理养老保险异地接续时，往往会遇到办事机构来回“踢皮球”的现象。《社会保险法》出台后，虽然在相关制度方面已经扫除了障碍，但就像从“制度全覆盖”到“人群全覆盖”的差距，现实生活中依然差强人意。

　　事实上，按照去年7月生效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然而现实生活中，养老保险基金甚至尚未全部做到省级统筹。有学者透露，全国可能还有2000多个基金盘子，等待着未来往上统筹。这些分散的基金盘子往往就成为地方的“肥水”，漏出去就是当地的损失。

　　特别是地区之间的社保基金收支状况并不一致。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的说法，从长远来讲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用于养老，所以其本质主要是养老资金。那么就以养老基金为例，全国也是千差万别。上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压力比较大，去年3月就曾爆出上海社保金亏空；深圳等新兴城市压力较轻，因为年轻人多，意味着养老金缴纳的人多，领取的人少。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韩永江向本报记者透露，现在基本上能保持平衡，略有结余。但他同时也不无担忧地表示，目前中国尚处于人口红利期，按照预期理应是“收明显大于支”，所以，目前的“收支基本平衡”反而是有问题的。

　　这也促使财政不得不往里拨付，给与补助。实际上，近年来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补助一直在增加。据财政部统计，“十一五”期间，各级财政对五项社保基金的补助达7219亿元，年均增长19%。其中，中央财政补助6138亿元，占85%，年均增长20%。韩永江认为，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是一种趋势。这其中，一方面有国家财力提升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原先测算体系的不足，计划赶不上变化，因此需要更新一套与现状相符合。且能及时反映出变化的可持续测算体系。或许，这是比寻觅社保基金增值途径更本源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