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四五十岁的也招，但却不仅难招，而且流动性大。“最近工资涨得很快，年初起薪还是1000元左右，现在已经达到1500元，见到合适的还愿意再加几百元，但还是难招。厂里设备投下去了，两三百多工人都容得下，可现在干活的只有60多人。”

　　事实上，普工有岗位没人做，早已不只是珠三角的烦恼。沿海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等地情况类似，甚至江西、湖南、四川等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都有“缺工”的说法。这让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抢人”。今年以来，全国已有27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22%，部分省份涨幅超过30%。

　　对压力感受最深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广州市劳动部门调查显示，近两三年来，广州八成左右的企业存在招工难。番禺有家制衣厂设计可容纳2000人的生产线，实际平均在岗工人仅300人；增城有家刺绣厂员工不断流失，用工从高峰期的1200人降至现在的不足400人，严重制约产能；一些原来超大型的鞋厂、玩具厂，开始向内地迁移。

　　甚至，住家保姆等服务业也开始人手短缺，不断上涨的保姆工资让市民“肉痛”不已。

　　侵蚀中国“人口红利”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人口负债”———人口的迅速老龄化。

　　9月初，一个“中国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引起广泛讨论。10月起，上海试行企业人才柔性延迟退休，同样引人瞩目。与此相关的一组最新数据显示：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而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发展速度非常快。

　　9月21日，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做客人民网，介绍了一组很直观的数据：1982年，我国老年人口只占5%，仅过了17年，1999年就达到10%，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1.67亿，占12.5%。到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会达到两个亿，往后每10年增加一个亿，直到本世纪中叶达到峰值。

　　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达到5000美元至1万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是3566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经济基础、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都相当薄弱。

　　显然，按照人口红利中“劳动力供应充裕、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特征，以及不得不占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为迅速而至的老龄化社会作准备，中国的“人口红利”确有行将消失之势。少了“红利”，多了挑战？

　　“世界工厂”会不会风光难再，“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是不是即将带来沉重的“人口负债”压力———

　　挑战之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否动摇？

　　“缺工”现象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向全国扩展，劳动力成本上升，直接影响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不少人担心，“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尚未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其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会受到严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