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角度看，“人口红利”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谌新民同时指出，“人口红利”理论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人口优势，但经济发展差异却很大。同样是中国，过去人口压力沉重，但30年的改革开放却能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口优势。这说明，人口结构优势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因素。

　　具体到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否丧失、经济增长会否大受影响等问题，谌新民认为，首先，“人口红利”理论是假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存在障碍。

　　实际上，目前“招工难”除了人口年龄变化因素，还在于因技能低等原因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普工供给赶不上需求增长，是结构性的，实际就业压力仍大。通过加强培训提高技能，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消除这些障碍因素，仍然有大量的“人口红利”可以挖掘。

　　其次，“人口红利”理论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人口素质的因素。只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只满足于低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工厂”，从来都不是中国发展竞争力的方向。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实际就是针对相关问题的症结而采取的措施。

　　实现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的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人口红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增长。

　　人口老龄化加速，会否让中国不堪重负？郑梓桢研究员认为，这一问题确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对解决也应有足够的信心。

　　“如果‘人口红利’消失提醒人们更加重视养老保障，并加快完善相关机制体制，这不失为一件好事。”郑梓桢分析，虽然“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老龄化在加速，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数仍然庞大，今后十几年总人口仍将增长，“招工难”有助更充分就业，社保扩面潜力仍然较大。

　　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空账”问题，但它并不会马上变为现实的支付压力，通过未来二三十年的积累，压力可以逐步缓解。况且，社会养老金之外，我们要建立的是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企业年金、家庭养老等，有助分流社保压力。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对养老的承受能力也在提高。

　　郑梓桢还指出，目前社保缴费负担较重以及人们对保障信心不足而更倾向于储蓄、不敢消费，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不过，造成这一现象，重要原因恰恰是依赖“人口红利”的粗放式增长。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有限，劳动力收入水平难提高。

　　与将来的待遇相比，目前的社保缴费的绝对金额不算高，却显得负担比较重。为此，除了完善社保体系，还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启动内需有重大意义。如果“人口红利”消失能倒逼产业升级、提高工资水平、实现充分就业，不失为一件好事。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在留恋那种依赖‘人口红利’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少专家都强调，珠三角由于区域优势的存在，可能会获得稍长久一点的“人口红利”，但，这更像是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