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陷阱

　　《21世纪》：2010年我国人均GDP可能达到4000美元，如果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来看，除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少数几个跨过了这道坎，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达到目前这个阶段，对社会保障领域会有哪些方面有一些要求呢？

　　郑秉文：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划一条线，3800美元以下是下中等收入，3800美元以上是上中等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20多年的时间，成功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于2003年跳出人均收入1000美元这个“贫困陷阱”，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然后只用了7、8年时间，就进入上中等收入行列。

　　下中等收入阶段是矛盾突显期，不进则退；相比之下，上中等收入的陷阱要更难摆脱、更难走出。我在拉美所工作，对拉美国家的情况知道的多一些：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现在都处于上中等收入这个阶段，他们早在70、80年代就跨进了这个行列，但长期徘徊并深陷在这个“陷阱”中走不出来。

　　当年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日本和韩国差不多用了11、12年就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很快进入高收入国家，此外还有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也是这样。中国要想在强手如林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脱颖而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做的比别人更好。

　　《21世纪》：我们如何能够走出来？

　　郑秉文：第一条，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要及时。中国的增长模式在可持续性上存在问题。三个引擎间相互比重关系需要调整，内需比重过低，投资和外需比重过高，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如果长期不能建立外需-内需传导机制、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出现停滞，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长期锁定在中等收入水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条，政治民主模式转型也非常重要。随着多元化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中产阶级的扩大是一个趋势，是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如何壮大、发挥和调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作用，在政治民主模式中构建一个“中产阶级渠道”，这是政治民主模式转型的一个关键。

　　此外，民众参与意识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成为政治民主转型的一个标志，如何顺应、适应和疏导，也是对政治民主转型的一个考验。

　　第三条是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收入分配格局问题，区域发展之间再平衡问题，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和城市化进度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节奏控制和匹配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

　　经济增长应该在社会体系内对各个社会指标产生深远影响和“社会价值”，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能严重脱节，成为两张皮，否则，即使经济增长转型较为顺利，甚至民主转型也很成功，但最后也会被社会问题所抵消，甚至受到严重拖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在这方面，拉美存在较多经验和教训。

　　此外，就是处理好“国际角色转型”。经济排位世界第二的客观现实，经常会使中国“被要求”承担一定的全球责任或次区域责任。既然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就应该制订一套机制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利用好这个难得的机遇发展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