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情况不同，短短三十年内，同时发生了这两种现象。二是我们的人口老化有着很强的公共政策的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局面。鉴于这一点，我们只要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的出生率又会上去。
当然，这里也有很大的风险，那就是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下，就算放开“二胎”政策，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高度竞争性，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以及几十年来独生子女政策的惯性思维，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生一胎，毕竟以牺牲第一个孩子的生活质量为代价换取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这会让很多城市的父母望而却步；而在农村，多子多福的思想还有残留，加其他一些因素，就可能造成农村人口进一步增多。农村人口增加本身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毕竟限于各种教育条件的制约，农村人口缺乏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那么在总体上，这样的政策是增加了低收入甚至是低素质人群的比例。
时代周报：如何解开城市人口“想生而生不起”或者“想生而不敢生”的困局呢？
岳经纶：这就需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降低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就是说，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多的生活成本，比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普通居民的医疗，所有人的基础教育和部分人的高等教育，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只有把这一部分责任减轻，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城镇居民才敢考虑生第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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