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个人的权利需要重申。一个明显的经济现象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无法把国内的资本真正“市场化”和“全球化”，本质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在权力与市场的媾和之中坐享渔翁之利。他们意图建立一个类似于“钟罩”的制度，体制内的人群活在钟罩之内，靠着既得利益安静度日，歌舞升平，体制外的人活在钟罩之外，体制不仅不真正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还垄断他们参与到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有些地方政府，当他们需要提高财政能力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人口红利，想到了那些像蚂蚁一样无人照顾的人群，事实上也是有纳税能力的；但当需要建立诸如养老保险这样的福利制度的时候，却将这些非体制内人群排斥在外，想尽办法推卸掉作为公共机构的责任。

　　在养老体系问题上，无数的体制外白领、记者、编辑、律师、工程师、作家、诗人，他们的养老境遇，并不比农民好多少，只是在此时此刻，这些人眼前的收入比农民高了一些而已。

　　如此格局之下，我们看到了中国超大规模的对人力资本的浪费。人，每个人，才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惟一动力，养老保险的终极意义在于对生命的尊重与安慰，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前端，却是对人的一种限制、一种排斥、一种剥夺。市场经济有着一种内在的美妙的均衡性，失去了原因，就没有目的，忽略或者异化了目的，原因也会荡然无存。每个人的发展，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发展的动力。剥夺了个人发展的机会与权利，这个国家孜孜以求的富裕、崛起，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眼下，我们看到的养老保险困局，不过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反市场逻辑的一个小小的表征。

　　岳经纶：社保改革距离福利国家太远

　　特约记者 王秀宁

　　PART 1 社保制度的碎片化与“福利地区”

　　时代周报：养老问题的争议，目前可以从两个方面关注，一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分配正义，一是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保资金这块蛋糕如何做大。明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和刚出台的《社保法》都明确了今后社保体系的发展方向，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全国统筹”的目标。对此，你怎么看？

　　岳经纶：提高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时候就谈到了。但直到今天，尽管名义上有二十来个省达到了省级统筹的水平，但实际从运作层面来看，还是有很多水分。像养老保险制度这么重要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应该确立一个全国统筹的目标，而不是到了今天再来谈全国统筹。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一开始设计法定养老保险制度时，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制度，而不是各州自行其是。

　　当然，当初之所以缺乏统一的筹划，也要归咎于“文革”中期原先的劳动保险体系遭到了破坏，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被推给了企业，这造成了我们必须从零散的企业式的社会保障体制转移到社会化的保障体系。这种低起点，并且是自下而上的统筹过程在应对今天紧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任务时，难度就比较大，在速度上就显得非常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