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国有单位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债务”的偿还问题。在中国由传统的现收现付型退休金制度向社会化的特殊部分积累制——“统账结合”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数千万国有单位中老年职工在旧制度中的养老金权益很自然地形成了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历史债务”，这笔历史债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都是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巨大负担，如何化解这种“历史债务”，能否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机制来偿还“历史债务”，应当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过程中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并找到理性解决方案的问题，否则，这一历史问题便会“发酵”，进而成为损害整个养老保险制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

　　三是养老保险基金贬值风险。从现实开发与发展出发，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积累的基金规模必定会持续放大。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一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基金；二是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目前采取的是完全个人账户制；三是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四是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现在这四部分的基金积累已达2万亿元，未来20～30年将达到数以十万亿元计，如此巨大规模的养老保险基金，如果缺乏有效的投资运营，每年的贬值率所造成的基金损失将异常惊人。1998年的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各国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即表明了养老保险基金贬值风险是值得所有采取基金制的国家高度重视的风险来源，一些国家提供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只要中国继续选择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制，只要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越来越大，这一基金的贬值风险就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长久的、主要的风险来源。因为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可以缓和乃至化解第一种风险，通过国有股划转或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及财政补贴等措施也可以化解第二种风险，上述两种风险都是可以借助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来有效控制的，而第三种风险即基金贬值的风险却必须接受市场检验与国际因素的考验，它是公权无法完全有效控制的，甚至是一个主权国家无法独立应对的。

　　综上，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必须通过合理有效的投资渠道和管理模式来实现基金的保值和增值，这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而又艰难的战略任务。在全球化背景下，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目前的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还需要进一步做大，包括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应当继续做大，个人账户应当在缩小比率的条件下真正做实，但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又并非越大越好，适度为宜应当是一个合理的且能够缓和贬值风险的正确取向。笔者认为，无论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还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均应当以解决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以追求基金规模为目标。在适度的基金规模下，借鉴其他国家的投资经验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