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狭义概念来说，老龄化带来的最主要成本直接表现在养老金支出和医疗保障支出的规模上，尤其是养老金支出，已经成为构成老龄化成本的直接财务成本。

　　郑秉文认为，欧洲尤其是希腊的养老金体系存在替代率过高、待遇率严重失衡、养老金财富总值超出支付能力等问题，这提升了老龄化的财务成本，从而推动欧债危机的发生。

　　面对已经发生的危机，中国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郑秉文指出，中国养老金制度中存在参数不合理、缺乏个人激励设计、市场激励因素弱化、再分配因素失衡等潜在的财务风险，需尽快加以改革，防患于未然，使得中国养老金能够远离财务危机。

　　中国的养老保险采取统账结合的制度，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是由于统筹部分比重较大，个人账户绝大部分是空账，因此在分析其财务状况时，可将之近似为DB型（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ifits)现收现付制。

　　现收现付型制度的最大弱点是对人口变化的冲击非常敏感。决定现收现付制度财务状况有三个参数，替代率、缴费率和赡养率。任何一个参数发生变化，都会造成制度的财务失衡甚至破产。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0年中国男性预期寿命是71.1岁，女性为74.5岁。从全球来看，人类预期寿命仍在延长。郑秉文说，寿命预期延长意味着赡养率出现变化，这个时候，如果制度不改革，就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给予补贴，二是调整制度参数让其恢复自我平衡的功能。

　　目前来看，中国政府采取了第一条路。郑秉文算了这样一笔账：2010年的养老保险收支余额如果剔除财政补贴的1954亿元，其结余仅为600多亿元，也就是说，2010年的补贴如果维持2008年1437亿的水平，2010年的余额就是零。这足以给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敲响一记警钟。

　　李珍也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她介绍称，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精算做得很好，每年根据制度做出未来75年的预测，一旦发现可能在某个年份出现收支不平衡，就要及时调整参数，使之平衡。但是中国养老保险许多方面的精算很不到位，还不清楚未来的资产负债表是什么状态。

　　“制度本身不变革，只是靠财政补贴或者社保基金来支持，前景是难以乐观的。简单一句话，政府埋单可能并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李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