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正遭受“近虑”和“远忧”的双重夹击——既有近半数省份面临当期现收现付的资金压力，又有未来长期兑现个人账户支付的巨大缺口。

　　“各级财政对社会养老保险支出的补贴力度在不断加大，养老保险依赖政府投入的态势不断加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报告》发布当天的论坛上说：“养老保险过度依赖公共财政迟早会遇到可持续的问题。”

　　结构性失衡？

　　比起远期兑现的2万亿元空账，“现收现付”的资金缺口更令人担忧。中国当下仍处在人口红利期，同时基本养老保险还在不断扩面之中，此时若已出现部分收支缺口，未来老龄化高峰到来时又该如何应对？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徐延君认为，当前部分地区的收支缺口，“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不应过分解读。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及其团队在《报告》中分析了收支缺口的问题。历史欠账不同、各省人口年龄结构不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都影响着养老金的运营。值得重视的原因是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经济发达地区以劳动力流入为主，制度赡养率被“稀释”。《报告》测算的数据显示，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为打工地“创造”养老基金收入为525.6亿元，每个参保者贡献3424元。东部地区净流入人口带来的基金正收益为323.65亿元，而作为人口净流出地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当期“基金损失”分别为84.12亿元和259.53亿元。在广东、上海、北京、浙江等省份，外省流入人口因素造成基金结余率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而在安徽、江西、贵州、河南、湖南和广西六个省区，流动人口则造成当期基金结余率下降超过10%。

　　人社部法规司副司长芮立新对这一分析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赡养率不均，是部分省市区养老金收不抵支最主要的原因。他在参加《报告》发布的论坛时称，“与其说养老保险基金目前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是地区之间的问题或者危机，不如说是城乡之间养老保险制度多元化的危机。”他认为，城镇企业职工制度赡养率的降低主要靠的是农村人口往城市流动，而且流去的都是就业人口，都是缴费人群。“等这些人老了之后，他们养老怎么办？尤其是现在农村没有流出来的这些人怎么办？我认为当前城乡之间的制度衔接，比地区之间制度衔接可能还更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