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养老金谋划“削峰填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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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截至2011年底，广东省的养老金结余519亿元，而辽宁省的缺口却超过170亿元，面对各地养老金的收支差异，养老金全国统筹有望提上政府日程，届时，一些辽宁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可能来自广东的结余

　　和其他地方一样，北京“多层次”指标不尽理想。高庆波说，这是受到全国企业年金等情况的影响。比如北京的企业年金基金累积额占GDP比重分值为0.01，成为明显的短板。企业年金的覆盖面一直非常有限，税收优惠激励不足和针对中小企业而设计的计划发展滞后，是导致企业年金增长过慢的两个重要原因。“这也造成了我国养老金制度必须高度依赖各地政府财政补贴的尴尬现象，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这无疑给未来的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大的政策出台，很难指望企业年金在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未来几十年中担负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重任。

　　“制度本身就是碎片化的”

　　不同省市养老金贫富不均原因复杂。

　　“其中，我觉得赡养率是造成基金不平衡最基本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副司长芮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芮立新把2002年～2011年人口增长率做了排序，全国的人口增长率是3.65%，但是北京的人口增长率是3.5%，“外省市农村人口流动到其他省份的城市以后，会明显降低这个地方的赡养率，尤其是制度赡养率。”赡养率是指离退休人员占在职缴费人数的比例。赡养率数值小，说明在人员结构上缴费人数多，而需支付待遇的人数少，养老保险基金所面临的支付压力就轻。

　　以上海为例，上海2010年的赡养率是58.23%，2011年变成39.34%。原因很简单，2011年，上海把外地户籍流动到上海就业的人都纳入或者逐步纳入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关系中，把赡养率降低了将近20个百分点。这是最典型的例子，证明赡养率高低最主要影响因素还是跨省市之间人口流动以及农村往城市的流动。“与其说养老金地区之间不平衡是地区之间的危机，不如说是城乡之间养老保险制度多元化的危机。”芮立新说。

　　《报告》中出现结余的地区大多是劳动力流入地，流去的都是就业人口，都是缴费人群。“农村人口往城市流动，基本上这些人流到什么地方，你收钱的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而支出的对象基本上流动性很弱，他们都停留在当地，所以赡养率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就导致了地区的差距。”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张车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他的担心，农村流到城市的人老了之后，养老怎么办？农村没有流出来的人，养老怎么办？“我觉得城乡之间的制度衔接现在比地区之间制度衔接可能还更紧迫。”张车伟说。

　　从《报告》的结论来看，东部省份是受益的，数额为323亿元。中西部是人口输出大省，因为流动人口带走的社保基金收入是239亿元。

　　这种由人口流动带来的差异甚至在一个省的不同市县都很明显。“比如湛江市的赡养率是53.4%，深圳的赡养率才2.5%，将近21倍的差距。”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局长林白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