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医院以药养医、过度治疗,从而引发了普通群众抱怨“看病难”、“看病贵”的严重后果。而普通门诊统筹制度则是以社保年度定额筹集,按保障人头年均100元付费,由定点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灵活掌握的一种以参保人群疾病预防为主的“健康保障”模式。

　　参保人在选定的普通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门诊费用由基金支付70%,个人自付30%;转诊到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个人自付则为70%,基金支付30%。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社区和村卫生服务中心年结算额度96%以内部分据实结算,提取4%用来调剂和平衡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由于服务人群及其疾病差异而出现的贫富不均。

　　半年多来,珠海市十余家三甲、二甲医院和专科医院纷纷与第一批定点的27家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120家村级卫生服务网点签订“双向转诊”协议,一大批医疗专家走出大医院,争相深入到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去免费培训全科医生,建立起了大医院业务科室与最基层卫生网站之间密切的专科指导和危急患者转诊的绿色通道。

　　从“看钱施治”到“因病施治”医疗资源市场化屏障是怎样打破的

　　任何一项制度的实现都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也是某种既定利益格局的表现形式。闫昊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我国各地医院的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一直处于高发期,医疗欺诈和管理难其实都是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造成的。

　　而这种制度沉疴在偏袒少数富裕人群和医药产业链条上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时,也在滋生着医药卫生领域的腐败,侵害着普通群众的身心健康和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只有打破这道以医疗资源市场化、医疗行为向钱看为特征的制度屏障,真正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才能建立起来,珠海为此经历了12年的制度变革。

　　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和新兴的移民城市,珠海的市区镇三级医疗机构多是政府投资的公办医院,而现有74家城镇社区医疗机构却是清一色的民间投资,无论是公办大医院还是民办社区卫生服务站,当他们处于同样的医疗市场空间去争抢同一块蛋糕的时候,本该恪守的职业道德便显得无足轻重了。

　　虽然珠海曾用10年时间建立起了包括职工医疗保险、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保险、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四项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实现了对保障对象的制度性全覆盖,但普通群众“死得病不得”和“小病拖，中病扛,大病等着见阎王”的尴尬处境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