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一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符合现代民法的精神，还有一个医学上的充足理由，那就是证据医学的原理——医疗行为具有双重性，既可治病，也可致害。现代民法在体现民事主体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诚实信用以及禁止权利滥用。民事侵权法有一条原则：任何民事主体(包括法人)在进行某种活动时，有义务防止对他人的损害。

因此，一切医疗行为，包括疾病(身体)检查、化验、诊断治疗、护理及相关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医疗机构都应达到专业上要求的注意程度。而判断医疗行为是否达到注意程度的标准，必然要求医疗机构能举证证明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必要的、合理的、安全的(此所谓安全，指医疗行为对人体的危害是在可预见的合理危险的范围内)。在这三个判斯中，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判断，主要涉及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而安全性判断则主要涉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这三个问题做出判断是医疗机构的职责，医疗机构履行职责，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就是一个收集资料(证据)，以作出正确判断，采取合理措施的过程。如果资料收集不准确、全面，提出诊疗护理措施就可能会有错误，医疗行为就会给病人带来危害。因此，要求医疗机构对自己的医疗行为及安全性后果举证，其实质是一个自然法则问题，是医疗行为规律的法律化，符合自然公正的要求，更符合资源的配置要求。

三、医疗机构的举证困难

困难之一

科学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医学科学中更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现代医学科学尚无法揭示生命的起源与本质，因此，我们人类对许多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未解之迷。

一方面，医学虽然也是一门科学，但“经验”在医学科学中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人们常说“医学是人类在千百万年以来长期同疾病斗争的结果”，而经验是不一定要讲出道理来的，也不需要证明的。如针灸为什么可以治病？是谁也无法解释清楚的；另一方面，疾病的原因比较复杂，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其间的因果关系，也不能完全用“全”或“无”来表达对数种致伤原因共同作用引起一种损害的这种现象如何评估？谁是主要原囚？谁是次要原因？而这些都要求医院找到证据来一一加以证明，其中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如曾经轰动全国的两脑瘫患儿诉湖北某医院人身赔偿案。此案医院败诉的关键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告认为，是温箱断电导致患儿受凉、窒息、缺氧，最终导致两患儿脑瘫。被告不否认温箱断电这一事实，但提出脑瘫患儿一般是由于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受凉不是主要原因。由于举证责任倒置，法庭要求医方对这一说法提出证明。但是许多疾病的病因还未搞清，有些疾病的病因还只是停留在假说阶段，脑瘫的病因就是如此，因此，医院无法证明而被判败诉，承担巨额赔偿责任。

困难之二

在很多案件中，患者往往状告医生在医疗过程中未能尽到告知的义务，而使患者出现意外和并发症，甚至死亡。比如：某医生因为给一位哮喘病人注射庆大霉素，发生了过敏性休克而致病人死亡，这本来是无法预料的情况，属于医疗意外。然而，患方却认为医生在给病人注射药物以前，未把发生这种意外的可能性说明，即未能尽到告知的义务。这就给医生出了一道难题。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加之病人存在个体差异，即使是药典规定的药品剂量，病人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的情况也不少见。是不是医生在给病人用每一种药之前，都得把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意外和副作用交待清楚？现在教科书上未能写明的也得去查阅最新资料再报告患者，征求病人意见是否愿意冒这个风险，让病人和家属签字后再用药？哪些副作用和意外需要交待、怎么交待？交待后怎么签字画押？医生用药前的交待应该依据产品说明书还是依据药典？

具有代表性的是在2003年“两会”上，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议案，从医院的种种难度出发，建议暂停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这基本代表了规定实施以来医疗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