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民卫生体系热情的背后，本质上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增长，官僚们可以随意决定哪儿需要什么样的服务，由哪家医院、哪位医生提供服务，借此垄断卫生资源。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体制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唯有耗费越来越多的钱，而官僚们的控制权也在日益集中。

　　这些年来英国的医疗照护确实有所改进，但与个人财富大规模增长的时代特征并不相称——既不能和美国的市场模式相提并论，也比不上欧洲大陆所盛行的竞争性保险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全民健康保险模式已经过时了。

　　卫生市场垄断导致的问题

　　历史上英国国民卫生体系无法与其他国家的医疗体制相比的根源在于它的垄断。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例如食物供给，消费者拥有逛商店购物的权利，企业家也有开设超市、对新产品和服务进行检验的权利。哪里有选择权，哪里就会有物美价廉的商品。

　　相比之下，在国民卫生体系垄断的情况下，患者只能被动接受低质量的服务。因为权力和资金都掌握在医生、专家和医院手中，患者毫无抱怨的权利，医疗服务提供者则缺乏回应病人、改善服务的动因。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作出选择，这就迫使服务提供者努力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否则就有将生意拱手让给竞争者，破产倒闭的风险。

　　而在旧的国民卫生服务垄断体制中，这种压力是不存在的。由于医院无需为争夺病人而努力，他们没有采用最好的治疗方案与技术，改进服务和提升质量的动力。相反，其他国家的卫生体系是竞争和开放性的，公私部门一起为争夺病人而竞争。在这种体制下，患者得到的是质量更好的服务。

　　同时，英国国民卫生体系还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雇主，拥有100多万的雇员。但由于它是中央集权控制的，卫生部长拥有从医院的饭菜到设备采购的事无巨细的最后决定权。前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不可能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偏好和需求进行如此微观的管理，结果必然是过度膨胀的行政机构及对地方管理权的剥夺。更糟的是，它将导致各级政府部门为敷衍中央政府而弄虚作假。因而政府工作报告上说国民卫生体系绩效甚佳，但事实上其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在很大程度上，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导致了卫生资源的政治化。医疗资源被特定的政客所操控，他们中大多缺乏医疗保健或卫生管理的相关经验和知识。这些人流动性大，他们的最大动因就是追求政绩——无休止地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这使得一些有效的管理措施频繁夭折——例如2001年，政府出台一项旨在减少10万名等候批准的申请者的政策，但由于它严重扭曲了临床医疗的优先权（clinicalpriorities）而迅速夭折。

　　更有甚者，由于政客们对政治压力的回应胜于临床医生，结果，政府财政资金和注意力趋向于以一种更高的政治姿态投入到那些疗程较短的疾病中，而有些疾病则缺乏这样的政治支持，例如像中风和心理健康治疗则长期被忽视了，而这与其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