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启示
英国国民健康保险体系在西方国家中以其庞大的规模而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卫生保健部门可与之竞争,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疗体系拥有对如此之多的等候治疗人数及技术资源的行政垄断配给。
这一体系绩效不佳是与其“社会主义式”的管理结构分不开的。几乎完全由国家垄断供给医疗服务;参加国民保险体系的病人中,接受非政府的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还不到1%,在法国则有35%的人到私立和非营利医院就诊,在德国则高达50%。在经济上,英国商业联盟仍然可以对行政高层施加压力以阻止改革,与英国经济的其他方面不同,医疗服务的决策制定者总是视自己为政府中的一员,他们关注的是行政领导需求的变化而不是患者的需要。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要将缺乏回应性的、国家垄断供给的卫生经济转变为以患者为导向的更为友好的“混合经济”。这需要两种基本的改革措施:放开对供给方的控制,允许医院和服务提供者自由提供满足患者需求的服务;改革需求方,使患者手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购买力。英国政府正走向有限度的供给方改革,但还需采取以下一些更为根本的措施:
赋予患者购买力,允许患者通过“信用”自由选择在公立或私营医院就医;
免除对医院和其他卫生保健供给者的行政控制与垄断;以及
政府有责任向任何一个私营部门购买最好的服务,以效率、经济为价值导向,解除对国民健康保险体系的行政垄断。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需要对现有体制进行“革命性”的改变,随着国民健康保险体系将服务外包给越来越多的私人部门,这种公私部门间的竞争将迫使国家垄断部门实现绩效的改进。
生产率和效率的增长意味着既定的国民健康保险预算将生产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由于医院拥有了革新的动机与自由空间,它们将进行更多的创新和使用最新的医疗技术。
薪酬结构能更好地适应当地情况并激励绩效的改进。
业绩不佳的医疗机构将不得不改进自身绩效,采取恰当的新型管理模式或甚至是关门停业。
结论
我想指出的是,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能实行有效且公平的全民医疗服务。尽管英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经济最繁荣和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且仅有六千万的人口,但其对这一模式的推崇已经导致英国国民得到的服务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最差的行列。
对于如心血管病、中风和癌症等的慢性病,国民保健服务的缺失尤为严重。治疗这些疾病需要长期昂贵的住院护理及使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药品。我们的官僚机构、中央集权的体制,在为我们的患者提供其应得的服务上是不平等的,而这个问题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的普及而变得更糟。
中国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2005年《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的研究表明,中国慢性病人死亡人数现在已占到总死亡人数的80%。预计到2040年,超过65岁以上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20%。当中国庞大的老龄化人口将对其卫生组织施加更大的负担时,中国还能够效仿英国的医疗服务模式吗?中国——和英国——解决这一新的慢性病难题的唯一出路是,采用能够回应患者需求的足够灵活而有效的卫生服务体系,而建立这一体制的唯一办法是赋予患者更多的选择权,实现权力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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