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暑期，我随中国发展基金会的调研组对江阴、太仓的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合作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也到访了上海。江阴模式和太仓模式分别代表了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介入医保的两种重要模式：偏重政府购买服务的PPP合作模式和大病医疗再保险模式。近年来，这两个典型模式不断自我更新，有一些新的发展。下面是我对这次调研的总结，总共有九个观点和三点建议。须说明，这些看法纯属个人观点，与调研的当地政府、中国发展基金会和本人所在单位均无关系。
本次调研在江阴和太仓两个县级市和上海直辖市两个层次上对基本医保、商业健康保险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访谈形式调研。总体上，我有三个观点：
1.因地制宜才是适当的。中国的小农、小规模、分散式的亚细亚农业模式在基因层次上决定了中国的农村医疗金融也是分散式的。中国的农村医疗金融最根本的底色是依赖县域财政。因此，中国的农村医疗金融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局最优发展模式，只有与当地经济发展、财政、文化、民众特点相互适应的全局次优但本地最优模式。
江阴自2001年以来，坚持“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模式，在细节上和实操环节中做实做细做精，商业保险深度介入医疗卫生改革的大宏图中，甚至在核心的预算规划、资金配置环节都发挥作用。太仓沿着开创性的“社保商保共同保险”的工作方式，构筑好精算平衡的安全底线，取消封顶线、突破目录、大病报销累退，最大限度地发挥医保的资金效率，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上海拥有完整的社保管理体系、方便快捷的即时报销系统，故而没有太多商业保险的介入。
三个地方，三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即使是同省的两个属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县级市，它们的发展模式也难以相互照搬。达尔文说，能够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美的，而是最能适应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健康医疗金融的改革和发展。
2.改革成本随着层次的提高边际递增。上海的调研表明大中城市的健康医疗金融保险的改革成本会很高。第一，大中城市社保管理人员数量较多；第二，大中城市的医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备；第三，大中城市的人口构成复杂，而医疗保险属于“现收现付”制，改革可能会引起一些不连续问题，可能会影响到部分人群的福利。自县域往上，随着层次的提高，上述这些特点会更加的明显，相应的改革成本也会边际递增。这个观察提示我们，中国医疗健康金融的改革和整合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3.商业健康保险大有可为。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医保、医改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