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民国初年新闻教育思想的要点

　　（一）新闻学教育开展的必要性。徐宝璜和邵飘萍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者，都认为新闻业与社会、政治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我国的新闻业较西方的新闻业简陋，而新闻事业的发展却离不开新闻人才的培养。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协助蔡元培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促进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诞生，为以后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宝璜在《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中写道：“在教育普及之国，其国民无分男女老少，平时有不看书者，几无不看新闻纸者，言论行动，多受其影响。至对其记载者，多所怀疑，对其议论，为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亦为公论之事实。自各国民权发达以来，国内大事，多视舆论为转移，而舆论又隐为新闻纸所操纵，如是新闻纸之势力，益不可侮矣。美国各著名大学，近均设立新闻学专科，传输相当之知识，养成相当之人才，即因有见于斯学之非常重要也。”［2］故他认为，报纸所刊登的报道对教育民众和引导社会舆论具有重要作用，开设新闻学科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新闻人才，使新闻事业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邵飘萍倡导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邵飘萍提到：“新闻与社会及政治关系之重要，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以之列为一种学科加以研究者，犹属近代之事，其尚未完全脱离幼稚之境域，殆可谓当然者也。若夫我国，则新闻之业，简陋特甚。因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上诸事之设备，有互相为用之势。”

　　对于开展新闻学的必要性，戈公振也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闻学撮要》中，戈公振认为记者的职业，并不是特别天生的。当然理论知识要实地去补充，但是大学教育能补充实地知识，也不可不注意，所以记者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还从记者的社会责任这一角度论述了大学新闻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倘使我们把报纸只作为一个商业团体利益的代表,或是一个宗教团体利益的代表，那么记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识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见就够了，大学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们认为报纸是于群众有贡献，那么在大学教育内养成有综括的知识而无偏见的记者，方可以尽这种责任。”［3］

　　（二）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的重要性。邵飘萍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提到：“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专门，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则庶几乎可与世界名记者相伯仲矣。”［4］其认为新闻从业者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本身，就必须了解国情，学习新闻学之外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打破当时外国对中国的新闻垄断，满足民众对国际新闻的需求，需要新闻记者掌握一两门外语能够胜任国际采访，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公众服务。

　　（三）新闻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戈公振提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都是超前的。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提出，新闻学应该成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因为报纸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文化现象，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都应该懂得报纸的性质、作用以及读报方法。“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故报纸之知识，乃国民所应具。”1929年，戈公振在“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观点照耀下，发出了“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切国民必修科”的倡议，号召将新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变专业教育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从而使广大国民对于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