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强调“学”与“术”的结合。新闻属于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开展新闻学教育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位新闻教育工作者提出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时，都指出理论要联系实践。
邵飘萍讲课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清晰的头脑和警觉的耳目网罗世间事物的变化。
徐宝璜新闻教育思想的提出，不能脱离他一直强调的一个前提，即理论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徐宝璜认为在新闻学教育的过程中，应将新闻知识运用到新闻实践中去。他在《中国报纸之将来》的主题演讲中曾提到：“殷切希望会员投身报界，为社会提供各种正确详细的消息。”这句话中包含了徐宝璜启示新闻学习者投身实践的勉励之心。1919年《新闻学》正式出版，为了这本新闻学著作更加具有实用性和教育性，徐宝璜曾四次易稿修改。他用自己的新闻教育实践，启示我们新闻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戈公振也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戈公振归纳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教育模式为：美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在对西方新闻教育批判的基础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本土模式，即“理论加实践”。长期活跃在报界第一线的戈公振懂得，新闻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行业，学问与经验，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新闻专业的学生，已经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须要经过实践的锤炼，才能最终成为可用的新闻人才。［6］
（五）重视新闻道德和记者素质的培养。戈公振强调记者的责任，他认为：“记者之职责至重，而社会之希望于记者亦甚高。抑尤有进者，报业职业也；一论、一评、一纪事，须对读者负责任，非有素养者，曷足以语此。”他认为能够在报馆工作，在报纸上撰写文章的人，不仅要掌握采编技巧，更要拥有良好的个人素养和道德修养。“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才，则报馆不如学校，学问与经验，两不宜偏废也。”他强调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性，主张记者接受大学的教育。［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