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我们如何能够走出来？
郑秉文：第一条，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要及时。中国的增长模式在可持续性上存在问题。三个引擎间相互比重关系需要调整，内需比重过低，投资和外需比重过高，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如果长期不能建立外需-内需传导机制、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出现停滞，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长期锁定在中等收入水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条，政治民主模式转型也非常重要。随着多元化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中产阶级的扩大是一个趋势，是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如何壮大、发挥和调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作用，在政治民主模式中构建一个“中产阶级渠道”，这是政治民主模式转型的一个关键。
此外，民众参与意识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成为政治民主转型的一个标志，如何顺应、适应和疏导，也是对政治民主转型的一个考验。
第三条是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收入分配格局问题，区域发展之间再平衡问题，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和城市化进度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节奏控制和匹配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
经济增长应该在社会体系内对各个社会指标产生深远影响和“社会价值”，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能严重脱节，成为两张皮，否则，即使经济增长转型较为顺利，甚至民主转型也很成功，但最后也会被社会问题所抵消，甚至受到严重拖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在这方面，拉美存在较多经验和教训。
此外，就是处理好“国际角色转型”。经济排位世界第二的客观现实，经常会使中国“被要求”承担一定的全球责任或次区域责任。既然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就应该制订一套机制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利用好这个难得的机遇发展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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