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养老保险的筹资情况看，农民缴费所占比例非常低，仅为10％-30％左右，政府补贴为主要资金来源。如法国政府补贴为30％，但还有58％是从其他行业的保障计划资金中划拨过来的；希腊、波兰政府补贴为90％；奥地利为70％；德国为70％左右，占农业部全部预算的2/3。德国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政府负担较小，但随着农业机械化、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呈萎缩状态，农民人数下降，而领养老金者却呈增加趋势，社会经济发展又要求养老金大幅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一再提高保险费率和增加联邦政府的补贴，来承担日益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1958年为799465人，1990年只有488266人，2001年6月则减为370813人，不到1958年的一半。由此，联邦政策的补贴不得不大幅增加，1989年为25.81亿马克，占农民养老保险支出37.81亿马克的72％；1999年为43.652亿马克，占农村养老保险支出60.57亿马克的68％。日本政府对农民养老保险补贴的份额在43％以上，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

　　而在发展中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由于农民养老保障属非缴费型，资金则完全来自政府财政资金或其他渠道。

　　（三）农民的养老保障政策与农业政策紧密关联

　　一些国家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都遵循了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与政府在各个时期的农业政策密切关联，并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就是，通过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反过来农民收入增加了，又可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德国农民养老金的给付是以农场主移交农业企业为先决条件的，旨在促进农场主及时将农场转交给年青一代，这对于促进农业的技术化、知识化和效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二战后的50年间成功地从一个农业人口占将近四成的国家完成城市化，并将农村人口降至4％，与日本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调整密不可分。如日本战后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在养老保险政策中实行离农政策，鼓励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即除了一次性的支付给离农补偿金外，还按照《农民养老基金法》规定在国民年金给付中增加了权益转让金；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针对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农业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的情况，采取返农政策，即鼓励农民留在土地上，随之，权益转让金被取消。法国也通过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促使年老的农民将土地经营权转给年青一代，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

　　（四）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不强

　　1.人口与城市化

　　表3为部分国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时的人口与城市化情况。从所列16个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从7.4％—56.2％不等，最高为希腊的56.2％，最低为比利时的7.4％，16国农村人口平均为32.9％，即建立农村养老保障时的城市化水平平均达到67.1％。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业人口达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使得国家有可能工业反哺农业，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数据来源：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the World Bank Group；转引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郭婕“国际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及分析”，2007年，作者略作整理。注：（1）由于数据来源有限，比利时和德国均为1960年数据。

　　从老龄人口所占比重看，16国变动范围为3％-15％，平均为10％。说明这些国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时，其人口结构已经老龄化，养老压力较大，迫切需要建立老年保障制度防范老年贫困风险，尤其是农村老人的风险。

　　2.农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欧洲各国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时农业就业结构变动范围相当宽泛，从5.1％—55.3％不等，农业劳动者就业份额最低的为英国的5.1％，最高为希腊的55.3％，最高为最低的10倍；平均水平为29.8％（大小农户建立时间不同时以小农户建立年份对应的值计算）。这一方面说明，欧洲国家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时，其农村劳动力已大量转移到城市，农业就业份额不到1/3，另一方面，也说明农业劳动力的多少并不是一国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的唯一决定因素，超过50％的希腊、葡萄牙以及接近50％西班牙、瑞典等国同样能够建立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农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情况有所不同。欧洲各国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时，多数国家农业产业结构比重都在20％以下，平均为17％（葡萄牙为大农户，其余国家为小农户，若均以大农户计，则为13.4％）。例外的情况如西班牙为41％，说明该国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时还处在农业社会，工业化水平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