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蔡家对未来体制变动的焦虑，长春的马大爷一家还在为眼下的生活焦虑，因为退休金就是这个工人之家的经济支柱。

　　马大爷名叫马怀春，7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1.8米多的大个子还没驼背，说话声如洪钟。1996年退休的时候，他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长春机车厂的开发处处长，也是在这一年，机车厂的主打产品蒸汽机车开始淘汰，工厂效益急剧下滑，到第二年，所有工人只能发出每月300多元的工资。这意味着什么呢？只需要看看马大爷家的成员结构就知道了。马大爷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大儿媳妇都在机车厂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机车厂的生产车间，小儿媳在客车厂劳动服务公司。第二代六位家庭成员，全部都是工人，而且已经各自成家，大女儿和大儿子家还都有了小孩。马大爷当时的退休金是每月780元，他一下子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从1998到2010年，整整13年时间，孩子们的月工资一直徘徊在三四百元。“最高的一个月领了520元。”大儿子马二对这个数字记得很清楚，“有时候冬天发300多块，连取暖费都交不起。”对于取暖时间长达7个月的长春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马大爷于是和从制药厂退休的老伴儿，承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后盾。大女儿马丽从小就持家，她告诉我们，那10年里，每天中午和晚上下了班，都要赶紧去买菜，然后去父母家做饭，等着弟弟们一家来吃饭。“如果没有爸妈的退休金，不知道那些年我们怎么过，有朋友开玩笑说你们这当孩子的很孝顺啊，每天都去看望爸妈，想想心里也不好受。”现在说起来，马二依旧鼻子酸酸的。

　　马大爷工作的那个年代，工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和追捧的职业。他19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因为脑子聪明又肯吃苦，很快提拔成干部。“那时候待遇主要是看分多少粮票，当干部的待遇还不如工人。”“文革”期间，马大爷曾被借调到公安局搞预审工作，可是干了6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回到了工厂。“当时的警察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还是觉得回工厂有前途。”但命运弄人，体制一变，地位就翻了个。当时，有的工人身体不好，调去学校看大门，现在退休了反而能按照教师标准拿4000多元退休金；也有学校里表现好的校长，调到工厂里当中层干部，现在只能按照企业标准拿不到2000元退休金。

　　自小受父亲的影响，三个孩子长大后也都进工厂。“从小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工人，不当工人的话，也没想过要干别的。”马丽16岁职业高中毕业后就进厂，做了十几年的电焊工。“现在后悔当了工人，可当年是顺理成章啊。”马二趁着午休的时间匆匆赶来与我们见面，工作服上沾满了油渍，他所在的运输部门专门负责厂区内部的材料运输，现在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多个人中46岁的他都算年轻的。可是，总共只有两部小货车，要走出工厂去社会上与运输公司搞竞争，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都没有竞争力。他坦言现在就是盼着早一天退休。“退休金和现在的工资差不多，在工厂里待久了，外面的市场经济什么样都不了解，也没什么技术，只能一路走到黑。”

　　相比来说，小儿子马三年轻时候算“不怎么听话”的。他初中毕业去当了3年多兵，回来后也有机会去公安局上班，甚至还下海做过几年生意。“那时候钱好挣，也赚了不少钱，但年轻爱玩，不知道攒钱。”他一边串着烤肉串，一边向我们感慨命运。后来，在父亲的建议下，还是选择回到机车厂上班。一年多以前，在旁边小区租下一间居民楼一楼的房子，开了家小烧烤店，主要由下岗的妻子打理，马三只要不上班就过来帮忙，晚上常常忙活到凌晨两三点。房子很小很破，只摆得下6张小桌子。马三算了一笔账，每月租金1400元，还请了个烧烤师傅，每月工资3500元，算上水电费等各项开支，1万元的月营业额才能保本。为了避免各个政府部门来收钱，干脆连招牌都没挂，只能靠熟客支撑。

　　房子是这个家庭从体制中获得的唯一感到欣慰的补偿，虽然小，但总算有个家。可是，说到这个问题，语调平和的马大爷却激动起来，因为两年前，他也做了一回钉子户。正在修建中的地铁线从他以前的小区旁边经过，虽然自己的房子并不影响工程建设，但开发商为了提升地块价值，决定要把周围的老楼全部拆除重建，“从6层变成26层”。按照补偿协议的规定，马大爷可以同等面积置换，也可以按照每平方米3500元获得货币补偿。考虑到房价已经涨到4500元/平方米，大多数人都选择要房不要钱，可是过渡期的搬家费和房租补贴都少得可怜。马大爷带领同楼的人抵抗了一段时间，从最初三四十户，到后来只剩下两户，大冬天地被断水断电，最后也只好败下阵来。经过这次风波，马大爷说他作为一个老党员都凉透了心。

　　退休后，马大爷一刻也没闲着，他好几年在大连等地打工，在木制品加工行业从零学起，好不容易自己攒了点积蓄，可又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2007年夏天，女儿马丽查出患有白血病。“当时在医院，天那么热，大汗淋漓，可我就冷得不行，明明是大晴天，可我看到的天总是灰蒙蒙的，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也都沉闷着脸。”马大爷形容知道女儿病情那一刻的心情。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当全家人还在为化疗而愁苦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开导大家的却是这个坚强的七旬老人。“我告诉他们，生老病死，都要认命。”马大爷说。

　　女儿的治疗，花光了马大爷的积蓄，借下了亲戚朋友一大批外债，直到做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才赶上了可以享受大病医疗保险，总算分担了些费用。生病后，马丽下岗，得到1.7万元的工龄买断费，与工作了近30年的工厂一刀两断。只有自己缴纳社保，将来到了退休年龄才能领退休金。长春的社保缴费额度连年上涨，到去年，最低的一档年缴费也要近5000元，这几乎是家里每年的最大一笔开支。“如果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不仅不领钱，还要再多交五年钱。”在长春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像她这样自己交社保的下岗工人比比皆是，甚至有很多人干脆选择放弃。马三的媳妇就是其中之一。“一年交五六千元，至少要交15年，哪里交得起，我只交了两年就放弃了。”她无奈地说，“看烧烤店的生意吧，要是挣了钱就去补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延迟退休年龄简直就是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