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这几点，我觉得这种跨纬度的“半移民”还是值得探索的，成本也比西方国家要低，文化更容易亲近。

　　对于财富的积累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前几年，房子和人民币都在升值，大家的感觉挺好，但是很多事情就在不知不觉中逆转了，有可能几年后资产增值变慢，或赶不上通货膨胀，人民币又迅速贬值。

　　现在没有风险小的投资品种，拿着货币则被通胀吞噬，投资房产则流动性差，上涨的时候买不到，下跌的时候卖不出去。什么是价值之锚呢？我也不知道。如果以股票为价值的锚，货币就是有风险的。如果参照的是茅台股票，那么房产和货币就一直在贬值。我们往往觉得刻舟求剑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投资上大家都在刻舟求剑。所以我只能在房子、美股、A股、保险上都兼顾着。

　　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缺口的争论，再次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在尽可能广泛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机制里，每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我们检测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正是要看不同群体是否在其中获得公平的待遇，制度是否给人提供了稳定合理的预期。面对制度显现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个看似很不“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养老双轨制的不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公众对养老金现状的关注，基本上是从要不要延迟退休的争论开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退休年龄如此敏感？

　　郑秉文：涉及到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有两类人最为敏感：一类是私人部门做工的，比如厂矿企业的工人，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比较反对，态度悲观。这些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工作的市场化程度高，所以早退休对他们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另一类是公共部门和知识界，倾向于赞成延迟退休，这也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这些争论往往发展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务员本来领取的退休金就高，如果又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谋好处，制定了一个利己的政策。但是，如果事业单位不改革或改革在后，提高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认为好处都让公共部门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在不统一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下，公共部门无论怎么做，无论是否提高年龄，其结果都是负面的，都会遭到私人部门的诟病，这就是碎片化制度的必然后果，我们应该有这个心里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养老制度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平衡，造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退休人员待遇差别明显。对于养老双轨制的诟病由来已久，它造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郑秉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替代率45%意味着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45%，但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其中，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稍高一些。（来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