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有三套房子的贷款要还，总额230万元，每个月要还款1.5万元左右。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对风险乐观的人，如果碰到问题无法还贷款，那我就卖掉房子。我想给我半年时间总能卖出去，但这半年的压力换来的却是长远的利益和机会。

　　3～5年后，我会卖掉一套房子，那时我也有45岁了，生活形态已经确定。这套房子卖掉，我就会咸鱼翻身把贷款还完，进入一个真正稳定的阶段。50～55岁左右我会卖掉苏州那套房子，大概能挣到100万元左右吧，可以负担我未来20～30年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一年五六万元就够了，真正花给自己的只有1万多元，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际费用，还有就是带家里老人去玩。

　　还有一套房会留给我姐姐，当初她给了我很多资助，如果我有孩子也会给他留一套。在我生命的最后的5年，会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搬到城里去住，过我最后的生活。再剩下的就是遗产了。

　　有趣的是，当我卖掉第一套房赚了100万元，比我在北京10年的辛苦工作所得都多；当我拥有四套房的资产，我所获得的尊重也比10年真诚待人、勤勉工作得到的都多。人们喜欢用结果来衡量价值，不管里面有多少偶然多少艰辛。但这并不让我沾沾自喜，反而使我对普世的价值尺度更加失望，促进了对人生下半场的思考。

　　这10年我一边追逐一边在困惑。我人生的上半场，都在被推动着去追逐功利，想着进攻和夺取，想着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而不是如何奉献社会。人们追逐的是财富而不是价值，追求的是时髦而不是创新。人心有多乱，看微博就知道。我后来做到了企业的高层，看到了那些精英的真实状态。他们的成功包含了很多机会主义的成分，被欲望的扩张支持，有伤害也有侵犯。这些人们仰视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身家过亿甚至几十亿，我却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很脆弱，缺乏安全感，对事情的判断没有智慧，也没有坚实的价值观。

　　有一天，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想起王维的一句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我突然发现，其实“潜规则”才是让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整个社会看不到一种坚定扎实的价值观。我们总是以得到来衡量价值，不知道奉献才具有更永恒的价值，现在说我要奉献就像说我是个傻瓜一样羞于启齿。很多道理并不难懂，难的是真正放下，切实去做的人太少。

　　如果这一切思考与动作都是未雨绸缪，那么发生在我40周岁生日之前的一场车祸，像一声尖锐而真切的中场哨音，告诉我人生的上半场结束了。所有的城池争夺、组织抢攻，尝试、谋划、悬念，都在瞬间终结。人们都小心地不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大家各有想法，但与我无关。对我来说，这一场撞击把之前的纠结都一下子引爆，又打散了、打醒了。我更加确定了“无常”，也更加不信任普世的成功学、价值观。

　　我发现原先追逐的那些名利上的东西，相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没什么意思，那么，我是不是该为生命本身做些事情？

　　功利与奉献两条道路我需要选择一条。也许人生重新来过，我会让两者合一，但我想圣人和英雄不可兼得。英雄是成就自我，圣人则是普度众生。我们不可能同时扮演圣人和英雄。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人到老年，我更愿意选择去做公益服务社会，而放弃我那纠结的职业生涯。

　　我开始真正身体力行“放下”，放下还在奋斗中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刚起步的事业。我把车转让给朋友，每天4小时公交车往返于城市与郊区。我换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做支持中医传统文化传承的公益平台，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思考的归宿。中医既体现了精深的东方思维哲学，又能救人疾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我们希望能做一些小事贡献于传统文化的复兴重建，相信正向的积累，跬步可益千里。我还在帮助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春节前组织了义卖和捐助，为他们募集了20万元的资金。

　　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少一点，但在公益行业里已经很优厚了，加上房子出租所得，支付房贷月供和简单生活，余出一点刚好够每年带老人去做一两次旅游和其他人情所费，仍然是个“月光族”。

　　“老”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生产力降低，社会现场疏离，内心孤独脆弱，其实就是个人价值的减退。但我们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些什么，寻找另一种贡献社会的价值点，给下一代和社会以正向的价值示范，还可以培养自己的文化情趣。老有所养，不是要有孩子养、有钱养，是要有德养、有情趣养。基金会人手少工作并不轻松，要做大量的基础建设还要考虑未来发展，业余时间我还帮一个老中医学人做书，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也是学习。我还坚持每天中午去学1小时古琴，每周去上1～2次游泳课，仿佛有种重生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