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政策的尴尬，终究无法掩盖上海的迫切难题——它已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
早在1979年，上海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7.2%，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07%，双双达到了联合国(微博)界定的老龄化标准，比全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平均时间整整早了20年。时至今日，上海户籍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超过80岁，远高出全国平均的73.5岁。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上海养老基金支付压力巨大。目前，全国养老保险赡养比(缴费人数对比领取养老金人数)大约为3∶1，每三个劳动者对应一个退休者，但在上海，这一比例已达1.7∶1。除了上海的劳动者需要承担比其他地方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上海财政也背上沉重的负担。自2009年起，上海市每年都要向养老保险基金投入超过百亿元的资金，且逐年上涨。
延迟退休，让同一时间内有更多人缴费，并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本可以促进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缓解赡养比压力，但由于参与者过少，这项政策对上海养老基金收支状态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在左学金看来，上海试点若想扩大覆盖面，必须调整配套制度，除了给职工、企业以激励之外，相应工资制度也应变革，改变国企以工龄决定工资的现状，而以员工实际贡献决定工资，以免临退休的劳动者工资高于其实际贡献，企业失去雇佣积极性。
制度改革急迫
民意汹涌之下，人社部称，延迟退休是老龄化高峰期才会采纳的办法，短期不会出台。
但是，反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延迟退休年龄的时间，一般均是在进入深度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14%)之前30年左右，即未雨绸缪，为制度远期平衡做好安排。依此算来，中国即使现在开始调整退休年龄，也不能算超前。
而上海试点情况和民意的反馈显示，不做好配套制度的改革，退休制度的变革恐怕难以实行，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再次突显。
其中，激活养老个人账户并投入资本市场实现增值，为重要一环。此项改革的关键在于做实个人账户，即有钱可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