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因双重政策产生的缝隙，往往陷入“两边不靠”的局面，城镇医疗和新农合的报销制度都无法享受。周子君举例说，有一名在北京打工的四川籍农民工，妻子难产而死，孩子先天畸形，在北京没有上农民工保险，孩子在老家也没有加入新农合，这样的情况下，高昂的医疗费无疑会让他遭遇灭顶之灾。
尽管城市和农村儿童大病医疗正不断被完善，但对于需要支付高额医疗费的患儿家长来说，另外一个隐蔽的现实问题也不容忽视，即手术押金与各类救助资金到位的滞后性。“骨髓移植的手术押金35万元，这是医院不成文的规矩。”来自内蒙古的王丽说，她的孩子今年7岁，半年前查出患有血癌，听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治疗白血病颇有名气，3月初来京看病，“各种儿童基金会都联系过了，符合申请标准的都批了些钱，但要陆续发放，可手术押金不能陆续交，35万要一次交齐”。
医院的押金制度和医疗保险的医后报销制度，像两股对立的力量互相消解。押金不到位，手术就要拖延。拖延期间，为了控制病情的发展，还要继续化疗，而申请到的救助基金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即使有一天筹集到了押金，而病情已经加重、手术难度变大，所需要的费用也会比之前高出很多。
由于支付方式的错位，看似总额相当的治疗费与救助金，在现实中前者却总要无形中增加很多，这个“支付怪圈”令大多数家长忧心不已。
慈善机构作用有限
尽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中的儿童大病保险覆盖率正日益提升，但是医后报销制度、繁杂的手续和规定以及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制度不适用性，使得儿童出现大病之后，更多想到的是求助于慈善机构。
张雯所在的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从19年前就开始以孤儿救助为目标，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家庭。“我们在救助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孤儿都因为患有疾病以致无法被领养。”张雯说，正因如此，2000年前后，该基金会开始帮助孤儿就医。
2004年，民政部启动了“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决定每年从发行中国福利彩票募集的彩票公益金中拿出1亿元，省、直辖市、自治区从省级留用彩票公益金、地方财政和社会捐赠筹集1亿元，总共筹措6亿元，3年内为大约3万名残疾孤儿实施手术矫治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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